船工号子，又叫运河号子，是运河上船工们在劳动中创造并互相传唱的专用歌曲。

　　它的种类有很多，可分为上河号、拉纤号、撑篙号、行船号等十几种。可以说，船上有多少道操作工序，就有多少种船工号子。

　　在元、明、清三代，封建王朝定都北京，运河漕运进入了鼎盛时期。当时，运河上仅运粮的漕船每年就有两万余艘，若将这些船只放在一起，可首尾相接十几里。

　　伴随着浩浩荡荡行进着船队的，是此起彼伏、气势磅礴的号子声，故留下了“南来北往船如梭，处处欣闻号子歌”的诗句。

　　而现在随着漕运的废止和老一辈船工们的逝世，船工号子几乎成了绝响。“因为没有传承人，它也无法申报‘非遗’项目。”聊城市群众艺术馆馆长雷建峰无奈地说，他关注船工号子有些年头了，也曾为其申报“非遗”做过努力。

　　运河上的船只 中国运河文化博物馆 陈清义/供图

　　追溯船工号子的过去，还要从运河的开凿说起。

　　话说，1272年元世祖忽必烈定都北京后，为了缩短南粮北运的距离，决定将已通航多年的“隋唐运河”截弯取直。而截弯取直的这段运河，恰巧要经过聊城。

　　于是乎，元政府在1289年就开通了泰安东平县到临清的运河河道。这段河道上接济宁境内的济州河，下通临清境内的卫河(也叫御河)。元政府为之取名“会通河”，也就是咱们现在所看到的聊城段运河。

　　“它自阳谷县张秋镇入聊城境内，流经该县的阿城、七级两镇，而后通过李海务流入东昌府区，再由其境内的梁水镇流出进入临清，经过临清境内的魏湾镇、戴湾镇的城区，最终汇入卫河，全长共97.5公里。”

　　中国运河文化博物馆馆长陈清义，对聊城段运河再熟悉不过了。他不仅编写了《聊城运河文化研究》、《中国会馆》等书，还是《京杭运河(聊城段)沿线文物调查报告》的主要参与者之一。

　　漕船过坝图 中国运河文化博物馆 陈清义/供图

　　元开凿“会通河”后，并未真正投入使用。直到明代，这段运河才真正发挥起它的作用来，到清代达到鼎盛时期。据史料记载，当时在运河上仅运粮的漕船每年就有两万艘，若将这些船只放在一起，可首尾相接十几里。

　　伴随着浩浩荡荡行进着船队的，是此起彼伏、气势磅礴的号子声。打篷、拉纤、摇橹、撑篙等各种号子声响彻云霄，形成了“南来北往船如梭，处处新闻号子歌”的热闹景象。

　　喂——来嗨!

　　抓紧大绠使猛劲啊，

　　一折一折往上升啊。

　　一气升到将军顶啊，

　　紧靠鳖鱼好使风啊。

　　满篷过角送船行啊，

　　九曲三湾随船转啊，

　　高手能使八面子风啊。

　　哟——哟——哟!

　　——截取部分“打篷号”

　　关于船工号子具体的形成时间和地点，现已无法考证，因为它是流存于民间的一种艺术形式，在官方的史料中没有记载。

　　“一般说来，它是伴随着运河的兴盛而产生，又因运河的废弃而终止。有运河流经的每个地区，都有船工号子产生的那种根源和可能性。但是有漕帮的地方才会有船工，所以说漕帮发达的运河地区，船工号子产生的可能性最大。”

　　早些年，陈清义也曾搜集过一段时间的船工号子，但后来因工作繁忙终止了。如今，他手里依然保存有几首濒临失传的船工号子，“可惜不知道放哪了。”

　　漕帮条规局部图 中国运河文化博物馆 陈清义/供图

　　陈清义所说的“漕帮”，其实就是青帮，徒众皆以运漕粮为生，又称“粮船帮”。雍正四年由翁岩、钱坚和潘清三人所创，在此之前一直处于半灰色的尴尬地位，它既有政府官方的性质，又有黑社会的因素在里面。

　　但“漕帮”并不是在运河流经的每个地区都有，它仅存在于漕运极其发达的地区。在漕帮的这三位“祖师爷”中，有两位原籍是聊城的：一位是长者翁岩;一位是“二当家”钱坚。

　　长者“翁岩”原籍为东昌府聊城县古楼街，秀才出身，后弃文习武，在河南少林寺习艺，于雍正二年加入“天地会”。钱坚，原籍也为东昌府聊城县，但具体街巷不详，后迁居河南经商，雍正二年随翁岩加入“天地会”。

　　由漕帮三位“祖师爷”中有两位是聊城人，也能想见当年的聊城漕运是何其的发达。查阅史料可知，在清朝中期，仅东昌府一地(聊城，古称东昌府)就有四大漕帮，它们分别是东昌前、后帮;临清前、后帮。

　　运河上的漕船 中国运河文化博物馆 陈清义/供图

　　“一个地方成立本地的漕帮，所雇佣的船工一般会在当地选择。在这种情况下，船工号子基本上是诞生在本地的这一帮船工中。如果细细追溯起来，船工号子诞生在聊城的可能性很大。”

　　陈清义推断说，但这也仅仅是推测，因为历史的事儿谁也说不清。

　　不管船工号子是否起源于聊城，但它确实曾在聊城境内“喧嚣”了上百年。直到咸丰五年(1855年)黄河改道到了聊城，把运河切断了，致使大运河聊城段全部断航后，船工号子才慢慢淡出人们的视野。

　　在民国二十五年(1936年)和上世纪50年代，山东省政府为方便省内运输，曾两度对运河进行了疏浚。但这时的运河，已不能和元、明、清三代的运河相提并论了。故哼唱的船工号子也没了“章法”，多是为了使上力气而随便乱喊的。

　　“在我跑船的时候，号子就随便乱唱了，也没有固定的套路，一般是在刚上船和拉纤的时候喊。”家住李海务吕胡同村77岁的吕城杰老人，还依稀能记得几句船工号子，因为1959年至1970年这段时间，他曾在运河上跑过船。

　　而到上世纪70年代，随着运河的彻底淤积，再加上这些“最年轻”的船工们也接连逝世，船工号子几乎成了绝响。

　　“和我一块跑过船的，我们那个船业公司四十几号人，就剩我自己了，你想想还有多少人记得船工号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