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元起，经明、清两朝，船工号子确实曾在聊城境内“喧嚣”了上百年。直到咸丰五年(1855)黄河改道聊城，把运河切断了，致使大运河聊城段全部断航，船工号子才慢慢淡出人们的视野。

　　在民国二十五年(1936)和上世纪50年代，山东省政府为方便省内运输，曾两度对断航的运河进行了疏浚。聊城段运河在疏浚后又“繁忙”了一阵儿，也相应的产生了一些船工。

　　但这时的运河，已不能和元、明、清三代的运河相提并论。行船的船工们多是没有经验的年轻小伙，故哼唱的船工号子也没了“章法”，多是为了在逆风时使上力气而胡乱喊唱的。

　　运河中的运盐船 中国运河文化博物馆 陈清义/供图。

　　到上世纪70年代初期，聊城段运河再度淤积，因国内正处于“文革”的浪潮中，对其无暇顾及，再加之轮船、火车等新型载货工具的兴起，“旧式”航船再次退出历史大舞台。

　　“旧船”没了，船工们也就失了业，自然仅存的那点运河号子也没了生存的土壤。

　　而今距运河彻底废弃已有五十余年了，再加之这批“最年轻”的旧式船工们也接连逝世，船工号子几乎成了绝响。

　　“和我一块跑过船的，我们那个船业公司四十几号人就剩我自己了，你想想还有多少人能记得船工号子。”家住李海务吕胡同村77岁的吕城杰老人，还能哼唱几句船工号子，在1959年至1970年这段时间，他曾在运河上跑过船。

　　和吕城杰一样跑过船的，还有周店村的苗景生。苗老今年85岁了，从14岁就开始在船上谋生了，自“失业”后就一直住在周店船闸的东岸，是运河的守望者。

　　“我们村里当年有三十多个跑船的，现在也剩下我自己了。”

　　苗景生老人 张燕/摄。

　　苗景生和吕城杰俩人虽都已过耄耋之年，但依然眼不花、耳不聋，说起话来口齿也相当清楚。只是对于那浩浩荡荡且带着历史沧桑感的号子，他们没有太多的记忆了，仅能哼唱几句。

　　“因为找不到合适的传承人，它也无法申报‘非遗’项目。”聊城市群众艺术馆馆长雷建峰无奈地说，他关注船工号子有些年头了，也曾为其申报“非遗”项目做过许多努力。

　　事实上，在船工号子传承的过程中，除了找不到合适的传承人外，无人研究和搜集也是一个大问题。

　　阳谷县阿城镇赵店村的农民赵中田，算是个搜集运河文化的“大户”。但他收集的船工号子范围太过宽泛，遍及运河沿岸的1100多个自然村，不仅没有典型的聊城特色，也没有进行系统的整理。

　　赵中田收录船工号子的笔记本 张燕/摄。

　　如今，图中这几首“沉睡”多年的船工号子，常年被赵中田“锁”在家中化肥袋里。他希望有朝一日能借助外界的力量将这些号子集结成书出版，或卖给懂号子且有这方面需求的人。

　　说完全没有人对船工号子进行整理，这话倒也不确切。早在1958年和1981年聊城艺术馆曾两次对民间音乐进行了整理，在这两次整理中，都将船工号子以音乐的形式收录了其中。

　　“收录这些船工号子的人都是一些受过音乐训练的人，他们根据船工们的发音，对应地记下乐谱。”

　　聊城大学音乐学院总支书记刘哲是聊城高校中最早关注船工号子的人，“偶然在地摊上看到了这本书，觉得船工号子特别有意思。”

　　刘哲所说的书是1981年由聊城艺术馆刊印的《民间歌曲选编》，在这本中收录了十首船工号子。其中《太平好》(行船号的一种)引起了刘哲的注意，在2011年时被他改编创作成了由16名男生表演的无伴奏合唱。

　　1981年收录在山东省聊城地区《民间歌曲选编》中的“太平号” 张燕/摄。

　　改编创作并排演这首《太平号》，刘哲前前后后用了近三年的时间。“没有类似的作品可参考，相关的音像资料也寥寥可数。在这期间，我还去过临清多次寻访会唱‘太平号’的老人，但都无功而返。”

　　无奈，刘哲只有通过咂摸“黄河号子”等其它类型的船工号子，以及阅读大量有关运河文化的书籍，让自己回到船工号子盛行的那个年代，去体会作品所需传达的内容、感情和艺术。

　　虽说费劲周折，好在两个月后刘哲写出了新的乐谱。可到最后“选角”时，他又犯了难，“当时学校学声乐的男生少，即使能唱几句的声音也太稚嫩，对生活场景的理解根本就没有。”

　　千挑万选，最终刘哲“敲定”了十六个男生。“排练出来唱了几场，等听着唱的刚刚有点意思了，他们就毕业了。如果你再训练，还要从头开始。”

　　如果前面咱们所说的“找不到合适的传承人”和无人搜集研究，是船工号子难以传承下去的两个原因;那刘哲所遇见的“有现成的乐谱，却找不到固定的人来演唱”则是船工号子失传的另一个原因。

　　《临清太平号》参加“十艺节” 聊城大学音乐学院 刘哲/供图。

　　“即使说能从全市再去凑十六个既懂声乐，又不像学生这样流动性太大的人，可他们大多是有工作的，咱们又该如何去协调呢?”刘哲一语道出了排演船工号子现今所面临的困境。

　　就算是人全都凑齐了，单位也都协调好了，在资金上的投入也是一个不小的数目。这笔资金又该从哪来呢，是文化部分支付，还是学校自行承担呢?

　　“因为它不像物质文化遗产，国家投入几十万，让这个地方变成遗址保护下来，一放就是几十年，坏了修修补补就行。像这种民间音乐的东西，短时间内是不会有成效的。”

　　刘哲分析说，在他看来传承运河号子任重道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