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几天，“地摊”成了热词。

　　5月28日，十三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闭幕后，李克强总理在答中外记者问时特别点赞了成都的“地摊经济”。他说：“我们西部有个城市，按照当地的规范，设置了3.6万个流动商贩的摊位，结果一夜之间有10万人就业。”

　　3月份，成都市就发布了《城市管理五允许一坚持统筹疫情防控助力经济发展措施》，提出疫情防控期间对商家和经营者实施审慎包容监管政策。

　　政策推行两个多月，获得各方好评。成都市发布的数据显示，截至5月22日，全市设置临时占道摊点、摊区2234个，允许临时越门经营点位17748个，大型商场占道促销点82个，允许流动商贩经营点20891个，增加就业岗位10万个以上，中心城区餐饮店铺复工率超过98%。

　　真实的数字让人心跳和激动，10万个就业岗位，以三口之家计算，就牵涉30万人口的生计。一个成都释放的“摊位”活力，让人们感到振奋，也让人感到重新审视地摊经济的必要性和重要性。

　　成都之后，郑州、南昌等地也开始为“马路经济”“地摊经济”松绑，山东多地也正在助力地摊经济发展。允许临街店铺临时越门经营、设置流动商贩摊位，活跃了城市消费，在疫情防控常态化前提下，人们开始重新发现“地摊经济”的价值。

　　“地摊经济”的特点是起步易、影响大。地摊小，不需要靠店铺，也不需要很多资金，适合小家小户“糊口”。因为起步容易，所以很多人都可以从事，从事的人多了，集腋成裘，聚沙成塔，就显现出“地摊经济”不一般的力量，对就业、民生影响广泛。

　　历史地看，“地摊经济”在改革开放后的很长一段时间，是不少企业家成长的“摇篮”。一些企业家正是从地摊起步，成为了大企业家。

　　比如，被誉为“中国第一商贩”的年广久，当年正是从地摊起步开始经商：1976年攒下了百万元，被评为“改革开放40年百名杰出民营企业家”。年广久炒瓜子卖，每天晚上七八点开始炒瓜子，一直干到第二天早晨5点，当时因为对小商小贩管得很严，都是偷偷上街去卖。

　　柳传志也摆过地摊。柳传志在下海经商之后，一度因为发不起员工的工资，在中关村摆起了地摊，因为摆地摊成本最低，不用交房租，可以迅速地赚点小钱。

　　如今，改革开放已经40多年，在经济生活中，大中型企业的作用越来越重要，但是小微企业包括地摊的作用依然不能忽视。不是所有人都到大中型企业去工作，总有一些人靠做“小买卖”维持生计，这些“一家一户”看起来人数少，加起来却是一个庞大的数字。“小买卖”对于基层群体来说，事关养家糊口，是“天大的事”。

　　现在对小微企业的重要性，大家已经形成共识，但对“地摊”的作用，有时还存在分歧。比如，因为地摊影响市容市貌，特别是影响卫生和交通，很长一段时间，地摊和城市管理，曾经屡屡上演“猫鼠游戏”。疫情之下，人们重新发现“地摊”的作用，怎么平衡地摊和城市管理之间的矛盾，特别重要。

　　首先，要提高对发展“地摊经济”的认识，认识到发展“地摊经济”不能是权宜之计。地摊和大中企业、小微企业一样，都是国民经济的组成部分。发展“地摊经济”不是心血来潮，不是疫情之下采取的一时之策，而是疫情之后也应继续支持发展。表明这样的态度，会给公众吃下一颗“定心丸”。

　　其次，建立“地摊经济”发展的长治之道，做到“便民不扰民，放开不放任”。

　　近日，中央文明办主动适应常态化疫情防控形势，在今年全国文明城市测评指标中，已明确要求不将占道经营、马路市场、流动商贩列为文明城市测评考核内容。这是发展“地摊经济”的积极信号，但繁荣“地摊经济”需要谋思长远之治。

　　长远之治，既要解决阻碍“地摊经济”发展的条条框框，也要切实解决地摊影响卫生和交通的各种问题。

　　成都市城管委为有效规范前期实施过程中占道经营带来的部分交通和食品安全隐患、市容及环境卫生影响等方面问题，出台柔性管理“八项机制”，其基本原则是八个字：“便民不扰民，放开不放任”。

　　“便民不扰民，放开不放任”这八个字，值得国内其他地方学习。“便民不扰民”，这是对城市居民说的，便民，就是方便居民生活；不扰民，就是不影响居民生活。“放开不放任”，这是对摊贩说的，放开，就是摊贩经营放开；不放任，就是地摊经营有规矩、有秩序。

　　对“地摊”经营，商家摊主关注的在哪摆摊、何时能摆摊、占道经营的问题，成都建立摊点摊区设置引导机制，明确可以从事占道经营的街道、路段、时段以及每条街道商贩最大容量，实行一街一策、一点一策。

　　“一街一策、一点一策”，就是根据一些街道的车流量、人流量等情况，作出具体规范，这些体现了实事求是的精神和原则。

　　群众说好才是真好。“地摊”事关基本的民生，看小实大。“市场、企业、个体工商户活起来，生存下去，再发展起来，国家才能更好！”从“地摊”做起，从“小微企业”做起，就业就有保障，城市就有活力，我们就能更快地战胜疫情带来的不利影响。（大众日报客户端记者 周学泽 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