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6月，陆舒之和老伴儿在北京的家附近。

　　海报新闻记者 丛萍 陈俞印 北京报道

　　“改革开放初期，国家给我们矿工带来了一个最大的福利，就是‘农转非’。那简直是，做梦都没想到的大喜事……”时隔多年，84岁的枣庄煤矿退休工人陆舒之回忆起接到消息的那一天，仍然十分激动。从18岁到矿上参加工作，陆舒之便坚持给家人写信，先是写给父亲和大哥，成家后则多写给妻子和儿女，这些年来少说也写过一千八九百封。这件全家人的“大喜事”，便记录在当时的往来家书里。

1984年，陆舒之写信告诉妻子“农转非”政策的消息。 （摘自陆舒之《我的家书》一书，信件原稿已收入家书博物馆馆藏）

　　“记生妈（陆舒之妻子）: 向你们报告一个好消息，‘农转非’工作已经开始，符合‘农转非’条件的春节前全部办完。八一矿已成立了‘农转非’办公室，一百多人要分赴各地区调查了解职工子女的年龄状况。我们家中的六口人都符合条件……”

　　这是陆舒之1984年写给妻子的一封信。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国家出台“农转非”政策，符合条件可以由农业户口转为非农业户口，并由国家按照市镇粮食定量供应办法供应口粮。1984年11月，陆舒之所在的煤矿公示了“农转非”政策，煤矿工人家属可以“农转非”。

　　得知这个消息后，很多矿工高兴得又跳又叫，陆舒之也难掩激动，立即到办公室给在老家的妻子写信，告诉他们这个振奋人心的好消息。

　　陆舒之回忆，早期的煤矿跟现在完全不同，那时候矿上生产条件差，劳动强度高，安全系数低，工作环境十分艰苦。苦一点还好说，更难受的是想家。煤矿就是一个的工作场所，远离城镇乡村，因此大部分已婚矿工只能跟家人两地分居。陆舒之短则半年、长则一年才能回一趟老家，妻子也只有在农闲时才能带着孩子们到矿上住几天，一家人短暂团聚。

　　“那时候，矿上有临时家属区，但是房间数量非常有限，一旦住满就没有地方住了。直到1991年矿上分房前，我和我爱人一直是两地分居。”陆舒之说。

1984年，陆舒之夫妇俩和5个子女（采访对象供图）

　　在1984年，陆舒之已经有了5个孩子，两口子重视教育，5个孩子都在上学。妻子操持农活和家务，一家7口的日常开销全靠陆舒之一人的工资，一分钱恨不得掰成两瓣。他每月工资大约80元，还要往老家寄回三十多元，自己每天在矿上的生活费严格控制在1元钱以内，艰苦程度可想而知。要是一家人能生活在一起，那日常开销肯定能省下不少。

　　随后几年，在陆舒之和家人的通信中，常能看到“农转非”的进展。1985年9月，陆舒之写信告诉妻子：“‘农转非’的工作，说是年底搞，只要够条件，我就让全家转非。但是转了，还需留在家里，因为矿上住房问题，三四年内解决不了。”

　　1987年8月9日，陆舒之在信中写道：“八一矿招一批井下采煤工，全部招收‘农转非’的待业青年，我考虑，记生（陆舒之大儿子）差不多能干。”

　　1987年9月18日的家书中，陆舒之告诉自己的儿子：“记生，望你接信后，立即把你的照片寄两张来，越快越好，这里招工报名用。”

　　1987年9月20日的家书中，事情已经有了大进展：“前几天，我给家里去信时已告知‘农转非’的《户口簿》和《粮油供应证》已发下来……”

　　“农转非”政策的实施对于陆舒之一家来说，不光是长期两地分居的情况有望解决，更重要的是让大儿子和大女儿有了新的出路。“当时，招工、考学对于户口是有限制的。转成非农业户口后，1987年，大女儿考上了枣庄矿务局职业中专。1988年，大儿子通过了矿上招工，成为一名煤矿掘进工。”陆舒之回忆道。

　　“我一共有5个孩子，3个小女儿学习成绩还可以，但是大儿子和大女儿学习成绩差一些。如果没有这个政策，大儿子和大女儿可能就是在农村种地，有了政策就相当于多了一条出路。大儿子通过招工成了煤矿工人，每月工资80元，我们家的经济条件一下就好了很多。以前是经常靠借钱供孩子们上学，从那以后不用总借钱了，后来还略有积蓄。”陆舒之说。

1991年，陆舒之一家终于团聚，妻子在矿上分配的平房门前拍照留念。（采访对象供图）

　　1991年后，陆舒之一家又迎来了新的喜事——矿上给分了房，是一套两间的砖瓦平房。陆舒之自己把房子粉刷了一下，就将妻子和孩子们接到了矿上，一家人终于结束了近30年的两地分居生活。“我爱人第一次看到房子的时候，特别高兴，专门站在门口照了一张相片。工友们都去祝贺，喝喜酒，放鞭炮，那个心情就好像农村娶了新媳妇一样高兴。”陆舒之说。

　　改革开放后，“农转非”政策在促进国民经济的发展和社会安定中起到了积极作用，促进了城镇化进程，也解决了部分职工的实际困难。“农转非”政策彻底改变了陆舒之他们这个小家庭的命运，给全家人的生活带来了翻天覆地的变化。1990年，陆舒之的大女儿中专毕业被分配到工厂上班，参加工作第二个月，就用自己赚的工资给父亲买了一件毛衣。这是陆舒之的第一件毛衣，也是他最珍贵的衣服之一，直到今天还保留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