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我国高度重视地区管理制度和管理现代化建设，中央出台一系列政策推动地方治理水平的提升。如何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制度知识和行政管理经验，成为理论界和实务界共同关注的焦点。元代政治家张养浩在聊城的任职经历，为研究地方治理提供了宝贵的个案，也为基层治理向文化治理的转化提供了经验借鉴。

　　张养浩（1270—1329年）字希孟，号云庄，山东济南人。早年因“幼有行义”“读书不辍”而誉满乡里，青年时期进入仕途。元成宗大德九年（1305年）春，35岁的张养浩来到聊城（时为东昌路堂邑县），授任山东宣慰司东昌路总管府堂邑县尹，七品官衔。

　　初到堂邑，张养浩便以“四知”明志。他手书一块牌匾“四知堂”，挂在内宅中堂之上。“四知”源自东汉清官杨震“天知、神知、我知、子知”的典故，以此表明他拒腐崇廉的坚定决心。

　　张养浩上任后破除迷信，移风易俗，发布的第一道布告，即捣毁邑内豪绅用来装神弄鬼、敲诈百姓的淫祠（非法祀庙）三十多处，通过行动教育百姓，使其相信人力而非鬼神，从根本上铲除迷信土壤。他以铁腕治乱，整顿治安，公然挑战权威，铲除地方恶霸，将为害一方的恶霸及其党羽绳之以法，而对因贫困饥寒而偷盗的轻罪初犯者，给予其改过自新的机会，教化后释放人，深受百姓拥戴。

　　张养浩勤政爱民，发展民生，尽力为贫苦百姓减免不合理的赋税和杂役，让其得以休养生息。同时还发布政令，奖励垦荒，发展农业生产，从根本上解决百姓的温饱问题。并斥资修文庙，重教育、彰显兴学教化之道。上任第二年，即大德十年（1306年），张养浩亲率军民抗涝，妥善安置屋舍被淹灾民，与僚属合议，决定开仓赈济。按律令，凡动用官仓储粮，须有朝廷批文，然张养浩在书呈文上陈灾情并请赈济的同时随即开仓施救，甘愿承担一切责任，他下令张贴公告，严禁擅自哄抬粮价，堂邑县境逢灾却未出现乱市之事。

　　清廉自守，树立官德。基于基层治理经验，张养浩写下了《三事忠告》的首部《牧民忠告》，系统总结其官德与治理思想。“牧民”即治理百姓。这本书是他担任基层地方官的经验与思考的结晶，内容涵盖了如何上任、听讼、御下、教化百姓、断案、兴利除弊等诸方面，直接反映了他治理堂邑时勤政爱民的施政理念。他在书中提出，为官者若“受人直而怠其工，儋人爵而旷其事”，既有愧良心，也对不起百姓和公道。

　　张养浩在聊城堂邑担任县尹的三年间，进行了一系列卓有成效的改革，卸任多年后，当地百姓仍感念其德政，为他立碑颂德。

　　聚焦张养浩的堂邑治理实践，他的政绩并非单一工程，而是一套针对地方积弊的“组合拳”。其“以德为政”“恤民安民”“廉洁自律”等政治风格，体现了对“民为邦本、政在得民”等核心理念的具体践行。张养浩以民本导向与务实作风破解基层积弊。尤其《牧民忠告》所凝练的主动问政、精准施治等智慧，为当前治理现代化提供了“脚下有泥”的躬耕精神和“辨证施治”的方略传承，彰显了传统治理文化在回应现实问题中的深远价值。

　　探究张养浩的聊城施政实践，对解决当前基层治理的“三大困境”，具有重要的启示。

　　首先，针对当今“治理悬浮化”，应学习其“脚下有泥”的躬耕姿态。

　　张养浩所有政策（打击谁、宽容谁、鼓励什么、禁止什么）都源于对堂邑县情、民情的深度洞察。他不是在衙门里看报表，而是在田间地头作调研。今天的基层治理有时会陷入“文山会海”和“数据报表”的困境，导致政策与群众真实需求脱节。借鉴历史，对于今天的基层治理而言，应大力倡导“一线工作法”，推动干部真正下沉到社区、村庄，与群众面对面交流，让决策“沾泥土、带露珠、接地气”。

　　其次，针对当今“管理一刀切”，要学习其“辨证施治”的精准方略。

　　张养浩清楚地分辨“首恶”与“协从”，并采取截然不同的措施，这体现了极高的问题甄别能力和政策精准度。由此可鉴，上级的宏观政策在基层落地时，必须结合本地实际进行“本地化翻译”。例如，在环保整治中，是简单粗暴地关停所有小作坊，还是帮助企业转型升级、寻找绿色发展路径？这考验着基层干部的智慧和担当，需要“精准滴灌”而非“大水漫灌”。

　　再者，针对“激励短期化”，需学习其“功成不必在我”的政绩观。

　　张养浩减免赋税、奖励垦荒，这些都是“栽树工程”，效益未必立竿见影，却为地方长远发展打下了坚实基础。他离任后百姓为其立碑，正是对“潜绩”的最高认可。由此鉴知：基层治理应破除“唯短期指标论”考核倾向。要建立更加科学的评价体系，鼓励那些虽然周期长，但惠及长远的“潜绩”（如人才培养、生态修复、社区营造等），引导干部树立“接力棒”精神，一任接着一任干。

　　张养浩在堂邑的政绩，以其“民本”宗旨与“求是”方法的深刻统一，构建了一套行之有效的治理模式。体现了一个儒家思想官员的全面素养：他既是雷厉风行的执法者，又是慈爱悲悯的父母官；既是破除陈规的改革家，又是清廉自守的模范者。他通过一套标本兼治的方略，从根本上重塑了堂邑的社会生态，赢得了百姓发自内心的爱戴。这一成功范例，印证了治理的根本有效性在于精准回应民众最迫切的需求，并灵活运用最符合现实条件的策略。可以说，张养浩的聊城治理实践，已超越了其具体历史语境，凝练为中国古代治理智慧中一笔具有永恒价值的宝贵遗产，其治理智慧至今仍熠熠生辉。

　　[2025年度聊城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历史文化遗产研究”专项课题“张养浩聊城施政实践研究”（课题编号：ZXKT2025442）阶段性研究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