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新中国成立75周年之际，中国政法大学终身教授张晋藩被授予“人民教育家”国家荣誉称号。张晋藩老家在山东黄县（今烟台市龙口市），在专心治学的同时，他一直心系家乡发展，曾向烟台大学法学院捐资100万元，设立专门阅览室。  近日，大众新闻记者专访了张晋藩教授的学生、中国政法大学法律史学研究院副院长陈煜。

　　陈煜眼中的老师是名副其实的“大先生”，他不仅有知识的厚度，还有人生阅历的广度和深度。在陈煜看来，张晋藩成长于国家危难之际，自小有家国情怀，而追溯张晋藩的精神血脉，则是来自孔孟之乡山东。

　　陈煜与老师张晋藩合影

　　“经师”和“人师”的完美结合

　　大众新闻：能否介绍一下您和张晋藩先生是怎样结识的？

　　陈煜：我1997年考入南京大学法学院，2001年考上南京大学研究生，2004年要考博士的时候，当时南京大学法学院的老师因为工作调动到了中国政法大学，老师推荐我考张晋藩先生的博士。后来我见到了张先生，当时张先生已经74岁，但第一眼感觉他很年轻，温文儒雅，非常睿智，看到年轻人基本上以鼓励为主。听说我是综合性大学的学生，对法律史学感兴趣，他送给我两本书，勉励我好好考试。最后我以专业第一名的成绩考上了张先生的博士。

　　从2004年到2024年，整整20年了，我一直追随着张先生的脚步，念书、做学问、讲道德、做人。

　　大众新闻：有句话说“经师易求，人师难得”，您认为张先生是什么样的老师？

　　陈煜：道德和学问不能完全分割，人为什么爱好学问，是因为“信其师，遵其道”，反过来说，“我爱我师，我更爱真理”，其实两者都是相通的。最好的结合是老师的学问非常好，学生想跟他做学问，老师的道德、气质和风度令人崇拜和敬仰，这个时候学生就会更加相信他的道理。

　　张先生是两者完美的结合，道德和学问都是一流的。

　　大众新闻：作为张先生的学生，同时您也是一位老师，您认为应该怎样做？

　　陈煜：张先生对我们的影响是潜移默化的。当然，客观上讲，张先生是新中国法律史学的奠基人和开创者，他当时面临的是一片荒芜的状态，他把学科从平地里慢慢建设起来。我们要追随先生的脚步，继承先生的衣钵，把先生的法律史学事业继续推进，发扬光大。我们争取在这个基础上推陈出新，创造出更多成果。

　　大众新闻：有学者曾说法律史学并非“显学”，这门学问研究的意义在哪里？

　　陈煜：不管是不是显学，哪怕是冷门绝学，总要有人研究，总要有人传承。因为中国历史传统很深厚，5000年文明沿袭下来的人文规范、道德原则和价值观念，基础的“忠孝仁爱”等，都具有永恒的价值。不管法律如何发展，总会有法律史学的一席之地。

　　做的是纯粹的学问

　　大众新闻：张晋藩老师是怎样做学问的？

　　陈煜：张先生做的是纯粹的学问，关注的是整个世界。他在想如何用自己所学给社会、给人民做点贡献。法律史学从来不是自娱自乐的学问，也不是一个资料整理、摘编和钻故纸堆的过程，而是切切实实对这个社会产生影响力。这个影响力包括两个方面，首先是知识的影响力，张先生把古代优秀的文化、法律通过学法律史的人传达给现代人，乃至于传承给后代人，因此文明不绝、薪火相传。有的时候法律史学比较枯燥，经过张先生等法律史学人的转化，把相对枯燥的内容变成现代人可以理解、共情、欣赏的东西，大家从中获得心灵的启迪和智慧的提升。

　　另一方面，观今宜鉴古，无古不成今。古为今用，这也是经世致用的另一个方面。每一个时代都不是完全相同的，照抄古代经典或法律到现实社会，肯定会碰壁。所以说要创造性转化、创新性传承，我们要像张先生一样同情地理解和共情地传播，通过影响周边的人，达到把古代智慧融入现代法治建设、治国理政和社会建设中。

　　大众新闻：我们注意到，您都叫张晋藩老师“张先生”？

　　陈煜：他是我们心中的“大先生”。古代讲，先生之风山高水长，跟他学习的学生都称他为先生。一般“老师”这一称呼带有专业职称技术或者工匠的气质，而“先生”的称呼表达了学生对他道德和学问的尊重。我刚来的时候也不知道叫他“先生”，一看师兄师姐都这样叫。因为法大有很多“大先生”，为了区别就叫他“张先生”。张先生担得起“先生”这个称呼，他过了六七十岁还是孜孜不倦，朝乾夕惕做学问。

　　大众新闻：听说在2013年的一次考评中，张先生的成绩遥遥领先？

　　陈煜： 2013年年底，中国政法大学对全校现职教师过去一届任期科研工作情况进行了全面考核。张先生作为学校的终身教授，本不在考核之列，为了在研究院树立科研的标杆，学校对张先生进行一次考核，最终他的考核得分令人感到震撼，超过了考评标准的好几倍。

　　大众新闻：随着年龄不断增长，张先生视力严重下降，如何克服困难？

　　陈煜：师母林中在世时是张先生的眼睛，师母耳朵不太好，眼睛还可以，张先生是耳朵非常好，眼睛不太好。师母就找材料给先生念，先生再组合成文字，有时候学术秘书也提供帮助。张先生和师母是名副其实的学术伉俪。

　　精神血脉来自孔孟之乡

　　大众新闻：您和张先生合著了《辉煌的中华法制》一书，能否介绍一下？

　　陈煜：张先生很少跟人合著，一次偶然的机缘，教育部找到张先生做一本社会科学普及读物，不是戏说，要求形式活泼、文字通俗。我后来选取了先生发表在各种期刊上的著述，把作品通俗化，变得社会性、可读性强一些，并增加一些内容。我重新汇编后，最后由张先生审定一遍。

　　张先生在序言中写道，今天的中国是历史中国的发展。历史遗留给我们的经验与教训是一笔不可多得的宝贵财富，难道中华民族的子孙不应当珍视先人的遗产吗？何况这是一笔恢宏百代的丰厚遗产。这本书是对中华法制文明初步的阐述，意在唤起人们的关注。我们不是发思古之幽情，而是极想从中增强大家作为中华民族子孙的自信心、自豪感，从而激发起内在的潜能，把我们的国家建设得更加美好。

　　大众新闻：您认为张先生作为“人民教育家”是怎样炼成的？

　　陈煜：人民教育家不仅需要知识的厚度，还需要人生阅历的广度和深度，这两者缺一不可。知识的厚度意味着拥有足够的知识才有教育的资格，才有教育的自信。如果知识本身很匮乏，没那么深厚，怎么去教育后辈？在中国法律史学上，张先生在每一个时间段，无论是宏观的总论，还是在某一个历史阶段的细节上，把握得都很好，集70年时间的积累，知识极具丰富。

　　除了人生的长度和知识的厚度，张先生把知识贡献给社会，把学院里专深的技术性研究变成人类的普通文化，并扩散出去。教育的不仅是硕士、博士，而是让学问走出了学校的象牙塔，这突破了法律史和法学领域，进入普通的文化领域。所以说张先生是当之无愧的“人民教育家”。

　　大众新闻：张先生在中国政法大学图书馆捐资200万元建立了蓟门法史书苑，并向烟台大学法学院捐资100万元，设立专门阅览室。他为什么这么做？

　　陈煜：一个人研究学问会考虑给社会做出什么贡献，贡献什么样的精神价值。一个人完整地捐书，把自己的书摆在书架上，把藏书放在里面，这些书反映了个人的精神取向和价值取向。张先生无意之中给后面看书的人提供了学习方法，人们从中能读到先生的知识和人格。

　　大众新闻：张先生为什么有这样的家国情怀？

　　陈煜：张先生有很深厚的家国情怀，与他从小的生活环境有关。当时东北沦陷，日本人歪曲中国的历史，用一套殖民历史洗脑。张先生不甘于做亡国奴，而是坚持学习本民族自身的历史。

　　张先生的老家在山东黄县（今烟台市龙口市），父亲从小教育他热爱祖国，不要忘了根本。张先生的精神血脉还是来自山东孔孟之乡，“仁义礼智信”“春秋大义”对他一定有潜移默化的深刻影响。

　　（大众新闻记者 刘玉凡 张锡坤 策划 王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