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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题聚焦：同样都是汉，东汉与西汉差别为啥那么大？

三国时期，蜀汉政治家诸葛亮在《出师表》中说：“亲贤臣，远小人，此先汉所以兴隆也；亲小人，远贤臣，此后汉所以倾颓也。”言下之意，东汉不及西汉兴隆的根本原因在于用人不善。诸葛亮所说的“小人”，应当是指外戚、宦官，尤其指桓、灵二帝时专擅朝政、打压士族的宦官。但是，外戚、宦官专权的现象，背后有着深刻的原因，并不是由皇帝主观决定的。东汉与西汉的根本差异也并不在此。

吕思勉先生在《秦汉史》的《总论》中说：“自来治史学者，莫不以周、秦之间为史事之一大界，此特就政治言之耳。若就社会组织言，实当以新、汉之间为大界。”所谓的周、秦之变，是指政治制度上由领主分封的贵族政治，转向中央集权的君主专制。而从新莽到东汉的变革，是指在社会组织方面，豪强地主集团取得了主导地位，成为了统治阶层。

秦灭六国之后，在天下范围内建立了中央集权君主专制。可是，这种制度的根基并不牢固，随着秦末天下大乱，战国时代的贵族领主势力又重新复活。而西汉的统治阶层，总体上是出身于楚国淮北地区的庶民，他们在战争中崛起为新兴地主。所以，西汉前期主要的政治斗争，本质上是新兴地主与贵族领主的矛盾。到西汉中后期，剧情变成了豪强阶层与维护自耕农的皇权之间的斗争。随着新朝覆灭，东汉建立，豪强阶层最终获胜，取得了统治地位。

所以，虽然西汉、东汉都姓刘，但实际上是完全不同的两个政权，并不存在东晋之于西晋、南宋之于北宋那样的继承关系。西汉皇权积极维护自耕农的利益，利用盐铁官营、平准、均输打击大商人、大地主；而东汉皇室本质上是豪强阶层的利益代言人，虽然东汉皇帝也维护过自耕农，但只是为了缓和社会矛盾，让他们不造反而已。

这种差异带来的显著后果是，西汉民生富足，财政充裕，社会稳定，政府动员人力、调动物力的能力强，能够给对外战争、工程建设提供强有力的支援。而东汉的社会财富、人口资源主要由豪强控制，造成国弱民贫，社会矛盾尖锐，要打仗时既筹不到钱，也征不到兵。以经营西域为例，朝廷给予班超的支援始终十分有限，基本全靠他自己惨淡经营。班超死后，他的儿子班勇继续支撑西域。班勇之后，东汉最终丢掉了西域的控制权。

东汉与西汉的另一个根本差异，就是皇权的“内卷化”发展。在封建帝制时代，皇帝为了稳固自己的统治地位，会不断强化皇权，所以在两千年间，皇权总体上处于增长的趋势。只不过每个朝代加强皇权的方式不同而已。西汉时，皇权的强化主要是通过整合、控制地方势力来完成的，从高帝到武帝，地方上的王国、侯国、豪强势力统统被收拾了一遍，皇权处于增量增长的阶段。

而东汉皇权先天不足，甚至依赖于地方豪强势力，所以不可能通过打压豪强、整合地方来强化皇权，而是在朝廷内部，通过剥夺政府职能来巩固权力。虽然汉武帝也通过设立中外朝来削弱相权，但中朝只分走了三公的决策权，在执行政令层面，外朝职能还是健全的。而在东汉，三公徒有虚名，御史台竟成了少府（掌管宫廷用度）的附属机构，皇帝直接指挥尚书台行使权力，与皇帝关系越亲近的人权力越大。这也就是诸葛亮所说“亲小人、远贤臣”的真正原因。所以，当皇帝驾驭不了权力，最接近皇帝的外戚、宦官便轮流把持朝政。

新莽、东汉之间之所以成为中国社会组织的一大界线，根本原因在于小农经济的发展潜力已经耗尽。从战国到西汉中期，小农经济一直是一种先进的生产关系，以家庭为单位的农作方式，能够激发农民开垦荒地的积极性，随着人口的增长，耕地面积不断扩大，由此带来了商业的兴盛、社会的繁荣和文化的昌明。

可是，一旦人口的增长超过了土地资源的阈值，就会造成人地关系的紧张，豪强地主不得不通过土地兼并来实现财富增殖，大量失去土地的农民成了社会的不安定因素。而据现代学者估算，西汉后期人口峰值突破6000万，后世直到北宋才超过了这一峰值，所以土地兼并愈演愈烈，到东汉形成了成熟的地主庄园经济。经济基础的“内卷化”决定了上层建筑的“内卷化”，这也就从根本上决定了东汉的文治武功不可能达到西汉的高度。

东汉皇室世系图

参考文献

范晔《后汉书》，司马光《资治通鉴》，吕思勉《秦汉史》，翦伯赞《中国史纲要》，张岂之《中国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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