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影视界而言，牛年春节最大的意外，是“导演贾玲”横空出世。

　　喜剧小品演员贾玲首次执导电影《你好，李焕英》获得成功。据猫眼专业版数据，截至2月18日午后，电影《你好，李焕英》票房突破30亿元。凭借此片，贾玲也打破前人的纪录，成为中国影史票房最高的女导演。

　　贾玲是大家并不陌生的小品演员，从小品演员转型导演，这其中的跨度还是很大。事实上，出一个好的导演比出一个好的演员难多了——如果把影片比作一台大机器，导演维持的是整部“大机器”的运转，而演员只是“大机器”的一个零件。

　　我们说：“嬉笑怒骂皆成文章”，判断一件艺术作品是否成功，并不只是作品表达了“嬉笑怒骂”就可以了，而是读者看到“嬉笑怒骂”之后，感情也能随之起伏，产生或嬉或笑或怒或骂的共鸣。

　　作为长年扎根喜剧小品舞台的演员，制作“笑点”对贾玲来说是驾轻就熟，但如果能让观众产生“泪点”，则有许多未可知。

　　电影《你好，李焕英》，讲述女演员贾晓玲在年轻时遭遇丧母之痛后，穿越时空回到过去，触摸年轻的父母和他们的梦想的故事。这个影片既让人捧腹大笑，又让人潸然泪下，实现了从“笑点”到“泪点”的跨越，这说明贾玲有强大的“共情”驾御能力。

　　共情最早是哲学和美学概念，用德语“Einfuhlung”来表示，由德国哲学家劳伯特.费肖尔在其《视觉形式感》（1873）一文中最先使用。德语“Einfuhlung”表示“移情这一美学概念”，比喻人们把自己的真实心灵感受投射到自己所看到的事物和他人身上的一种现象。

　　“共情”一词源自西方，并不意味着中国人缺乏“共情”的艺术细胞和能力。白居易《琵琶行》中的“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就展现了娴熟的艺术共情能力。

　　共情这一概念的心理学本质是很明显的，简言之，共情可以理解为心情之相通。当你在痛苦中感觉孤单和脆弱时，其实并非只有你有这样的感受——我们焦虑、无助、怀疑、悲伤、害怕，这是无数人，是全人类共同的经历，是全人类共通的基本人性和情感。

　　从共情角度看，世上并不存在“不能动己而能动人者“，欲人欢者必先欢己，欲人悲者必先悲己，电影《你好，李焕英》也是如此。

　　《你好，李焕英》能够感人，是因为“子欲养而亲不待”，乃是人类永恒的情感遗憾。导演贾玲从自己的经历出发，在影片中表现是自己对于母亲的真情实感。为了这部电影，贾玲2016年起就渐渐减少工作，甚至不工作，专心写剧本，剧本初稿于2019年初完成。

　　“选择比努力更重要”，不得不说，选题“母女真情”这一人类共情，是影片成功的决定性因素。

　　影片悲痛和欢快相互衬托，作为导演的贾玲在这方面展现出“艺术上的聪明”。悲痛是生之所憾，欢快是生之所恋，憾和恋放在一起，让悲者更悲，也让欢快愈加难得。贾玲说：“虽然我的母亲已经离世了，但是我希望我回忆跟她的片段的时候，都是一些快乐的过往。电影不单单是给大家介绍我乐观爱笑的妈妈，也希望观众们都能跟妈妈继续幸福快乐的生活。”

　　影片中，19岁的贾晓玲穿越回了1981年——那是她出生前一年，她来到母亲工作的工厂，试图让母亲更幸福。她略施小计，帮母亲买了厂里第一台电视；协助母亲参加了厂里排球赛；还帮助厂长儿子沈光林追求母亲。

　　贾晓玲为了母亲的“开心”，哪怕这样从理论上说会导致“贾玲不出生”——因为贾玲的父亲不是沈光林，但也极力促成两个人的关系，因为沈光林是“厂长公子”，贾晓玲认为貌美如花的妈妈李焕英如果嫁给他，似乎比嫁给自己的爸爸会更幸福。只不过李焕英原来有对象——贾晓玲的爸爸贾文田，他们已经认识三年了，并最终结婚。这样的情节设计，是“文喜看山不喜平“，突兀却合理，也注定笑声不断。

　　扮演“厂长公子”沈光林的，是和贾玲经常搭档演小品的笑星沈腾，在片中展现了作为笑星的魔力。沈光林带领工人排演节目，很多人不想排练但又不敢走，这时沈光林说了：“你们不要因为我爸是厂长就怜惜我，虽然他快升为书记了”，他把这句话说一半停一下，结果真有两个人站起来就想走，但接下来听到他父亲将要升为书记，又赶紧装作换位置，这让人忍俊不禁。当然，不断抖出的“笑料包袱”，更应视作导演贾玲的成功。

　　喜剧的外衣和阖家欢聚的春节氛围相契合，但里边包裹了一个“母爱无法报答”的悲情底调，让观众笑完就想哭。英语中有一个单词tragicomedy，是“悲喜剧”的意思。从内容来看，很多宣介将《你好，李焕英》定性为喜剧，显然是不准确的，它应该是tragicomedy，真正的悲喜交加——发笑吸引着你，落泪又体现力透纸背的无奈。

　　艺术家最得意的创作总是和自己的生活很近，《你好，李焕英》也体现了这一点，从这方面说，对贾玲的真正考验是在“初试牛刀”之后的“下一部”。

　　（大众日报客户端记者 周学泽 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