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7年，在答复《华夏诗报》编辑部提问时，冯至讲，对我影响最大的诗人和诗作是：杜甫、歌德、里尔克。

　　从1937年南下途中反复阅读日本人编的《杜工部选集》引起的心灵共振和吸引，到1942年6月在昆明购得仇注杜诗，细读后产生想写一本传记念头，再到1947年开始写作，可以说，冯至在经历上、精神上、思想上、学养上已做了较长一个阶段的准备与积累。

　　关于《杜甫传》写作过程，冯至是这样叙述的：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同济大学内迁，我随校辗转金华、赣县、昆明，一路上备极艰辛。从南昌坐小船到赣县，走了七八天，当时手头正带了一部日本版的《杜工部选集》，一路读着，愈读愈有味儿，自己正在流亡中，对杜诗中“东胡反未已，臣甫愤所切”一类诗句，体味弥深，很觉亲切。后来到了昆明，在西南联合大学教德文，课余之暇，颇留意于中国文学。有一天在书肆偶得仇注杜诗，又从头至尾细读，从此形成了自己对杜甫的一些看法。当时我想，在欧洲即使是二三流作家也都有人给他们作传，中国却连大文豪都无较详细的传记，实在太遗憾了。

　　萧统的《陶渊明传》、元稹的《杜子美墓志铭》、新旧《唐书》中有关李、杜等的记载，都过于简略了，为此决意给杜甫作传。由于条件的限制，不可能全副精力来做这件事，所以我的准备工作用去了四五年时间。我首先做杜诗卡片，按内容分门别类编排，如政治见解、朋友交往、鸟兽虫鱼等等。同时对唐代政治经济、典章制度、思想文化诸方面的发展沿革，也作了必要的了解，国内学者如陈寅恪等的有关著作，也都读了。另外，对杜甫同时代诗人李白、王维等的生平、思想、创作情况，也有了基本的掌握。在这样的基础上，我才开始写《杜甫传》，那已经是1947年的事了。

　　1946年7月，冯至回到北平，任教北京大学西语系，经过一段时间的准备后，开始了《杜甫传》的正式写作。

　　1951年1月至6月，冯至以《爱国诗人杜甫传》的总名，在《新观察》上连载了12期，题目分别是：一、童年；二、吴越与齐赵的漫游；三、与李白的会合；四、长安十年；五、战乱中的流亡生活；六、侍奉皇帝与走向人民；七、陇右的边警与艰险的山川；八、成都草堂；九、再度流亡；十、幕府生活；十一、夔府孤城；十二、悲剧的结局。

　　杜甫之于冯至到底发生了什么，冯至的《杜甫传》到底赋予杜甫怎样新的意义，应从更宽阔的背景上——包括个人的时代的多方面来把握《杜甫传》的价值和意义。

　　其一，它是一部整体性均衡之作。

　　冯至写《杜甫传》时，没有同时代人对杜甫的记载，没有日记、信札可以参照，虽然查阅了大量史料，但这些史料在准确性上难以令人信服，比如，新旧《唐书》中关于杜甫的本传，不及两千字，冯至发现竟有十几处错误。这给冯至带来了不少困难，诗人只有在这方面“断念”，转而将目光投向杜甫作品本身。

　　关于诗的研究，中国古代多注重考据、注释、欣赏三方面，缺乏将诗人与作品联系起来通盘研究的传统，在这种情况下，冯至坚持从诗出发，以杜解杜，系统地归纳综合，希望开拓一条诗人传记写作的新路径：

　　这诗人的人格是怎样养成的，他承受了什么传统，有过怎样的学习，在他的生活里有过什么经验，致使他、而不是另一个人，写出这样的作品？这些，往往藏匿在作品的后面，形成一个秘密，有时透露出一道微光，有时使人难于寻找线索。这秘密像是自然的秘密一样，自然科学者怎样努力阐明自然，文学研究者就应该怎样努力于揭开这个帷幕。

　　把一个诗人的作品当作一个整个的有机体来研究，把诗人的生活作一个详细的叙述，一方面帮助人更深一层了解作品，另一方面——如果这研究者的心和笔都是同样精细而有力——使人纵使不读作品，面前也会呈现出一个诗人的图像。

　　《杜甫传》实际上就是以杜诗为依据，将杜甫的作品当成一个整体来研究的。冯至坚持将时代背景与诗人产生、现实生活与个人生活、诗人的政治热情与艺术追求、客观的叙述与主观的分析有机统一起来，可以说完整呈现了一个古代优秀爱国诗人的生活场景和风格画像。

　　冯至认为，杜甫从早年到晚年的诗作、忧国忧民的积极精神是首尾一致的，从《望岳》到《登岳阳楼》的自然风景诗篇，从《兵车行》到《岁晏行》的历史实景再现，从“致君尧舜上”到“落日心犹壮”的个人情志抒怀，在冯至眼中，尽管心情、境界、旋律不一，但其忧国忧民的积极精神是贯穿始终，情怀如一的。

　　其二，“人民性”与个人的承担执着。

　　冯至的《杜甫传》是写于特殊年代的一件特殊作品——国家和民族处在重大转折关头的时代背景，个体应当有怎样的思考、承担与执着？所以研究《杜甫传》的意义和价值，不应只把它放在学术评价的背景上进行。

　　在冯至眼中，“杜甫是一个政治性很强的诗人”，可以说杜甫的诗体现了诗与现实的社会政治及自由伦常的密切结合，体现了杜甫作为一个诗人由个人抒情叙事向“人民喉舌”的演变轨迹：

　　他（杜甫）怎样从炫耀自己的家族转到爱祖国，从抒写个人的情感转到反映人民的生活；他怎样超越了他的阶级的局限体验到被统治、被剥削的人民的灾难，并因此使唐代的诗歌得到巨大的发展，这中间他经过了不少艰苦的过程和矛盾。这部传记要试验着述说他在他的生活里经历的那些过程和矛盾。

　　可以说冯至做到了。从早期《壮游》《望岳》体现的对国家对人民的热情，到长安10年求仕失败后接触社会的思考，到《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诗人爱祖国、爱人民的精神越来越强烈，冯至将他对时代的思考和认识，将他10多年来沉郁、积淀的情思，注入进对杜甫的理解和阐发中去，使传记生动而具有个性。

　　到了“三吏”“三别”，则更深刻表达了诗人爱人民与爱祖国的深情，爱人民与爱祖国的矛盾，以及个人在国家、群体苦难中的承担与执着。《新安吏》《新婚别》可以看出诗人的两难矛盾，虽然参战是被迫的，但参战也是个人的承担：

　　送行勿泣血，

　　仆射如父兄。

　　勿为新婚念，

　　努力事戎行。

　　体现了杜甫摆脱个人主义的担负与执着，以及体验苦难，承担苦难的精神。这是一种理性的自觉：

　　他坚持他的性格，坚持他的道路，在他深深地意识到“吾道竟何之”，“处处是穷途”时，则宁愿自甘贱役，宁愿把自己看成零，看成无，——但是从这个零、这个无里边在20年的时间内创造出惊人的伟大。在这里，冯至真正实现了一个诗人由个人向“人民诗人”的真正跨越。

　　其实这也是冯至需要从杜诗中挖掘的思想资源。在冯至看来，杜甫的诗不仅属于他那个时代，也属于身处的这个时代；杜甫不仅是唐代人民的喉舌，并且也是现代人民的喉舌。

　　其三，精神探索的新阶段。

　　接触并阐释杜甫，可以看作是冯至精神成年的象征。关于杜甫是“人民喉舌”，关于杜甫“没有洒脱，只有执着”的精神，正是冯至给杜甫作为一个伟大诗人的画像。这是一个逐渐接触并感知的过程。

　　经历了不平凡的年华历练，经历了战争与国家的观察与思考，经历了从唐宋诗词、德国浪漫主义到里尔克到歌德、杜甫的蜕变，冯至实现了思想上新的超越。冯至在这一过程的隐忍与挣扎、失落与坚定以及再次自我否定的精神，显示了思想的力量，代表了内省型知识分子在面对国家面对时代时的态度。可以说，这是一次新的自我否定，特别是关于杜甫人民喉舌的观念，作为一个冯至性格、心理、观念的新的因素，影响了他后半生的生活与创作。

　　可以说，接触杜诗并阐释杜诗的过程，是冯至不断将自己融入群体、融入社会、融入时代的过程，体现了以一己之心、一己之力融入人民洪流的过程，体现了冯至由青年到成人的转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