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古学在大学里就是一个比较冷门的专业，而毕业后能继续从事考古工作的人又是少之又少。在普通人的眼里，考古常常是人们茶余饭后闲谈的话题，人们的关注点往往和出土的各类文物或者“奇珍异宝”联系在一起，也因此很多人简单地将考古和挖宝等同起来。在一些盗墓类小说、电影的烘托下，一些人甚至误以为考古就是挖坟掘墓。而对于考古学探寻中国古代文明发展脉络、重塑中华民族自豪感和自信心的初衷，以及考古人为这份事业做出的艰辛努力和默默奉献却是很少了解。

　　根据文化部发布的《中国文化文物统计年鉴2011》统计，截止2010年，全国文物系统内机构数为5207个，从业人员102471人，平均每一机构拥有从业人员数仅为19.68人。而这十万人中真正从事一线考古工作的人又有多少?随着每年大量的水利、电力、交通及城市基础设施的快速建设，形成了经济快速发展与考古人员严重不足的矛盾，而目前奋斗在一线的考古工作者又主要以80后为主，甚至90后也慢慢地成为了这个阵地的主力军。这批人多数刚刚为人夫、为人父，长年的外地出差成为了他们的常态，他们需要在工作与家人中做出取舍。而就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院来说，他们承担了省内考古调查、勘探及发掘项目中的大部分任务，很多年轻同志一年里在考古工地的时间就超过300天。这些一线考古人中，第一研究室的朱超便是这群年轻考古人中的普通一员和代表。

　　朱超2010年西北大学考古学专业毕业后便来到了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工作，从老家西安到达济南的当天便被单位派往寿光双王城盐业遗址考古工地进行发掘，而像这样的田野工作一干就是10年。这十年时间里，参加或由他负责的考古项目多达数十个，这其中包括了如章丘城子崖、泰安大汶口、滕州岗上等著名遗址的发掘工作。

岗上遗址墓葬发掘工作照

　　朱超介绍，在他参加过的这数十项考古工作中，章丘城子崖遗址的发掘对于他来说意义最为特殊。当领导第一次将城子崖发掘任务交给他的时候，那一夜他久久不能入睡。因为城子崖对于中国考古学来说意义非同一般，它是中国人自己主持发掘的第一个史前城址，是著名的龙山文化命名地，在中国考古人心中如同圣地一般的存在。而且城子崖第一次发掘由“中国考古学之父”李济先生主持，梁思永、吴金鼎等先生参加。第二次发掘由著名考古学家张学海先生主持，他是第三代考古人的优秀代表。作为一个刚毕业不久、初出茅庐的年轻人，即将面对这些考古界优秀前辈工作过的地方，难免诚惶诚恐。正因为这份工作沉甸甸的分量，也让他暗下决心，一定要尽自己最大的努力把这次发掘做好，绝不能给前辈丢脸。经过2013-2019长达七年的系统发掘，在前人工作的基础上，通过探沟揭剖加上城墙遗迹结构特征对比研究，终于确定了城子崖存在龙山文化、岳石文化早晚两期及东周时期的城墙，也第一次对龙山至岳石各期城址的发展脉络及基本情况有了一个较为清晰的认知。

城子崖遗址北门址发掘工作照

　　考古成果收获的背后，离不开考古一线人员艰辛地努力和默默地付出。大家不畏严寒酷暑，为了保证发掘工作的顺利完成，常常主动放弃节假日，无怨无悔。例如在2015年夏末，为配合枣庄市山亭区建新遗址大遗址保护规划，朱超带队对遗址进行全面、系统的勘探，虽然建新遗址曾因道路修建进行过两次较大规模的发掘，但当时由于各种原因及条件所限，遗址分布范围及功能区划仍不清楚。由于规划设计院对于时间要求比较急，勘探队无奈之下只能在高温天气进驻工地，而此时遗址上种植的玉米正值授粉期，勘探队员穿梭在闷热的玉米行间进行勘探与记录，被玉米叶划伤的皮肤在大量花粉的刺激下，胳膊和脸上一道道渗血的伤口红肿的格外显眼，而且遗址周边杂草丛生，滋生了大量的蜱虫，考古队员每日必须扎紧裤腿和袖口，结束工作后还得仔细找寻一番才能方心，最终在大家不畏艰难的共同努力下，遗址范围终于被摸清楚了。这是一处面积超12万平米的大汶口文化中等规模环壕聚落，环壕内墓葬、房址、灰坑及窑址有序分布，这也让我们首次全面、清晰地看到了大汶口文化聚落的内部结构状况。

大汶口遗址房址清理过程中

　　除了收获的喜悦，有时工作中也伴随着潜在的危险。2017年7月章丘城子崖遗址西北角探沟的那次发掘，现在想起来仍让朱超心有余悸。为了更好了解岳石文化晚期城墙的整体结构，但又不能对城墙造成较大的破坏，朱超决定仍然采用先前的探沟法对城墙进行解剖，让朱超始料不及的是，探沟发掘位置恰巧处于两段城墙分段版筑的接缝处，两版交界面呈斜坡状，虽然为了预防坍塌，考古队先前已经对探沟两壁进行了必要支护，但受几十吨夯土重力的作用，探沟仍然在夜间伴随着一声轰隆巨响垮塌了。第二天一大早，当大家看到探沟坍塌的情形时，除了对没有完成的探沟资料惋惜外，也为躲过了一场事故而庆幸。正因为这件现在想起来仍让人后怕的意外，朱超认识到考古发掘除了要注重发掘技术外，安全是我们首先应该做好的头等大事，这也是对每位发掘者和他们家人负责。

　　一线考古工作者长期出差是一种常态，而最亏欠的莫过于家人。2013年女儿出生，朱超也是在妻子临产前几天才从大汶口发掘工地匆匆赶回。对妻子的亏欠，只能在这短短几天的产假时间里尽量地去弥补。下半年城子崖遗址考古发掘正式开始，这也是城子崖遗址时隔二十年后的再次发掘，城子崖承托着中国几代考古人的梦，重要性不言而喻，单位能将如此重任交付于己，倍感责任重大。因为城子崖遗迹的复杂性与重要性，每日需不停的观察与记录，朱超不敢离开半步，虽然龙山距离济南市区仅仅四五十公里，数周无法回家变成了常态。2014年女儿生病住院，而住院的这十几天时间也是自女儿出生之后他陪伴孩子最长的一段时间。时间是宝贵的，但对每一个考古人却是那么的有限，当其决定将大部分时间奉献给自己热爱的事业时，陪伴家人的时间自然就缩短了，这其中的取舍滋味难以诉说。

　　朱超只是年轻考古人中普普通通的一员，可他却代表了一批愿意为我国考古事业奉献青春的有志青年。去年习总书记9.28讲话为考古人注射了一支强心剂，他们也必将谱写出新的奉献者之歌。有一种人生它看似平凡，但能成就不平凡的事业，有一种精神它看似豪情万丈，它却代表着最平实务本的敬业与奉献。平凡的考古岗位上，正是这些默默涌现的的青年后浪，推动着考古事业的不断发展和前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