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我是在那年寒假回来时，去找她的。我的生命中似乎必须要有她这样的一个女人，在我二十多岁的青春里，我与她既纠葛地缠绵如醉，又像清水潭鱼，分明清冽。有时想，我们所有的纠葛无非就是一些文字，文字的内容也中规中矩，比如一些长短分行的句子，写得就像童话诗篇，还有些用落叶制成的书签，枯黄的树叶，却也曾代表一季蓬勃的青春。书签上面有她的题字，她的字体娟秀，但隐含着一股刚硬的气势。怎么说呢，就像她有时定睛看着我时，那嘴角上扬的微笑。

把她丢失那年，我在那条叫“香港街”的步行街走了不知有多少趟。我整个寒假，都用在 “寻找她”这件事上。其实，我也没有采取什么具体措施。我的行动看上去，就像一种心灵上的自我安慰，有种悬在半空可又担心真的落地的那种感觉。我也知道，她一定躲在这个小城里某个安静的角落，不动声色地望着我，看我笨拙又徒劳无功地往返寻找。她的嘴角一定是翘起来了，形成了那个被我称之为“坚硬的微笑”。

那时的我但凡再认真一点，就能把她从这个小城挖出来，但我终究还是没有十分认真地去寻找，虽然从形式上看我的寻找无比认真。我询问过我们共同认识的许多人，他们都十分讶然她的失踪。我曾问过欧阳雪，她说她也不知道，她看上去有些怏怏不乐。

其实“寻找她”这件事应该十分简单，我直接到她家去找她就好了。但不知道为什么，我从没有打算去她家。我不知道我懦弱个什么劲？可能还是恐惧那种面对吧。我承认我心里有种沉重的，虚伪的成分。我天生有种孤独感，我一直在尝试同这个世界不断地切割与和解。但我何以恐惧与她的面对？是怕我们的相见无语凝噎？我相信不会到那种地步，我俩看起来都像勇敢的人。后来我才明白，我内心期望的还是那种对爱情不切实际的幻想，即使重逢，也要变得饶有诗意丰满富丽。最好是在哪个街头的拐角，突然看见她踉跄而来，因为内心对我的思念，她还喝了点薄酒，微醺，目光迷离，起先辨不出我，然后被我轻拥入怀。而不是，在她的家中，在她母亲和蔼慈祥的目光注视下，原地等我的到来。

那条叫香港街的商业街是什么时候建设起来的，我也不大清楚。反正就是好端端的一条走路的街，突然在街中间出现了一排商铺。

 关于她的消息，我有时会怀疑那些来源的可靠性，可总会时断时续地传到我的耳朵里，非常零碎。我假期回来，有同学招呼聚会，其中有个同学端起酒杯站到我跟前。那时他有些似醉非醉，我不知他为啥要喝这么多酒，我们在学校期间并不是很熟悉。他叫啥名字，我给忘记了，反正直到现在也没大想起来，不过见面能认识，能亲热地拍肩膀说话。                                        

我们现在有个高中同学群，叫“亲哥们”，人不多，是单独擗出来的一个小群，能有20来个人吧，都是一级的同学。平日也不大说话，有些人我也对不大上号，也不知人家现在从事啥工作。但群主清楚，有事会有人在群里打招呼，哪个同学家的红事白事，哪个同学得病住院，招呼大家参与。有段时间，我们还成立了个基金会，每人每年出500元，第一年是个大群，有百十来个人，都是我们这一级的同学，基金会成立的目的叫救急不救穷。正月初二年会，大家在一起吃喝，顺便拿出第一个救援项目：有个同学，跟我同班过，在高中上了不到一年的学，然后转学走了。多年后在我们这个小城的一个重要部门任职，患了尿毒症，要做透析。基金会就捐出第一笔钱，不多，千把块钱，表示个意思。我们知道那个得病的同学不一定差钱，捐款只是一个希望，希望他能够尽快恢复，恢复好了，再回馈给其他需要帮助的同学。那年的年会挺热闹的，一群哥儿们，好像只有一个女同学参加，女同学过年都忙。我们还请了两个高中时代的老师，我们给老师戴上大红围巾。

年轻那会儿，没有微信群，也没有手机，但有洋溢的青春，还都没结婚。寒暑假，几个要好的同学总能找到对方，然后有时会扯上要好的同学的要好的同学，大家就在一起凑了。

那个同学端着酒杯走到我跟前，像看外星人一样地看着我，他个子长得高，像根麻杆，身子半弯着，头往前探，酒杯在他手中摇摇晃晃。他说话也摇摇晃晃，他说：“陈子昂啊，真看不出来，你啥时跟她搞上了？”

这话其实说得挺难听，我知道他俩老家是一个地方的，就是我们小城最西南角的那个小镇。那时还不叫镇，叫乡。乡自古比较有名，是历朝的驿站所在地。他们那边的人也聪颖，据说孔夫子周游列国，走到这个驿站的边界，被几个黄口小儿拦住，一番辩论，孔夫子卡壳，抽身回鲁国了。

就是在那次聚会上，那个跟她同乡的同学说，她在香港街租了个店铺，经营服装啥的。我听到这个消息，内心揣着一种说不清楚的兴奋。但我还是较好地控制了自己。过后，我跟少白他们告别，准备一个人回家。这时，欧阳雪扯住了我，对回头要送她的少白说，让子昂驮着我吧，我俩顺路。说完，她就不由分说地跳上了我的自行车，我看到少白的脸上露出一丝失望，就赶紧制止她，让她下车，可她紧紧拽住我，说走啊。我只好闷头骑车。欧阳雪看上去有些兴奋，她在后车座上喋喋不休地说着什么，我一句也没听清楚，我耳边只有一路的风声。我的心已经跳到香港街了。但第二天，当我走在这条街上的时候，我发现很多商铺已经关门大吉。生意看来不好做，整条街上也没几个人，我一家一家铺子找过去，有些铺子的橱窗已经破碎，铺子里满地的垃圾。还有些铺子里零落着几个半倒不倒的塑料模特儿，一丝不挂，看上去怪怪的。我哼唱着李宗盛的《爱情少尉》，希望能找出关于她的蛛丝马迹。

（2）

在学校那会，我跟她谈恋爱的事，基本上是天知地知你知我知，真的没几个人知道，保密工作做得还不错。早恋，在学校根本就是不被允许的。我俩平时在校园见面也不大搭言，相爱的人之间其实只需要一个眼神，就会看到彼此清澈的眸子里炽烈的爱。是的，那时我们都还单纯，我们的眼睛还没被蒙上云翳，我们互相给对方写热情洋溢的信，我已经全无心思学习，成绩在直线下滑，但我的诗歌越写越多。我们中间有一个联络员，我们的信笺基本都是通过联络员来传递的。我们每封信都进行了加密，信封是自制的，被我们用浆糊糊得厚厚的，好像里面藏着千丝万缕的秘密，联络员拆不开。

联络员是欧阳雪，欧阳雪跟她是同班同学，后来欧阳雪成了我的妻。但那时候，我从未想过有一天会跟欧阳雪结婚。

这种恋情断断续续延续到高中毕业后的几年。当时我已经参加工作，她高中毕业后又在东城的劳动技校念书。我们之间的联络不再需要欧阳雪了。我会写信给她，每周一封信，在邮局贴上八分钱的邮票。邮路也算顺畅，毕竟是同城邮寄。

我们也会见面，每逢周末，我会提前一天跟师傅换班，我在周五会连轴上一个白班和夜班。车间里一天一夜的机器轰鸣，我不但没有疲劳之感，相反全身的每个细胞都亢奋起来，一想起在周末能够与她见面。下夜班之后，我会先去公共澡堂泡个澡，然后穿上被我熨贴浆洗寡净的白衬衫。我们这个小城不大，但从西城到东城的跨度也有二十多公里。我骑飞鸽牌自行车，轮子蹬得飞快，像脚下踩着哪吒的风火轮，或者我就像一只鸽子从西城贴地飞翔，去东城相逢心中的女神。很多年后，我花八千多元买了辆碳纤维的变速自行车，可是发现自己再也不能那么快就从东城骑到西城。

周六的下午，劳动技校放学比较早。以前，念高中时，她就是个灰不溜秋的女孩儿，是一点都不显眼的那种。后来，当我们之间的事情渐显于众的时候，那几个哥们会用沉默的眼神看我，他们觉得我是个口味比较独特的人。但，在我的心里，我早就笃定地认为，她有股独有的气质，如同兰花，清高隽秀，虽不气势峥嵘，但却暗香涌动。

我在学校门口等她，她出来跨上我的车。她大方地用手揽住我的腰部，脸庞贴上我后背。我微微拱腰，但内心有细致的悸动，她口吐兰香，一股热气呵入我的后背，就像电流一般一次次击穿我。她乌黑的秀发摩挲着我，让我有腾飞的感觉。我对她说，坐好了，我们一起飞翔。

我们一起飞翔，飞翔在前途未知但广阔无垠的命运之野，飞翔在烟潍206一级国道上。时光的尘烟滚滚，但遮不住青春的火烈鸟，我的燃烧着纯洁气息的白衬衫，蓄满了年轻时代对爱情所有的美好的味道。

那时西海岸的填海堤坝还没有完全建成，接壤海面的地方是些嶙峋的怪石，层叠突兀，还没有被海水侵蚀后形成的青苔。我们俩立在这些怪石上，身子前倾，夕阳照耀着我们，我们的影子看上去交头接耳在一起，没有接吻，为什么没有接吻？背诵席慕蓉的诗歌是她提出来的，《无怨的青春》那本诗集也是她送的，在九十年代初始之年，我们俩看着不远处海面上旋转的港口吊机，一起背着关于青春的诗歌。当时的未来与如今的过去，被记忆打乱又重置，我有时在黑夜会辗转反侧，脑海中像过电影一样把自己捋回过去的年代，可总是没等到结尾或者总是没有抵达彼岸，它就卡壳在某个地方，以至于面目全非，人无踪影。（未完待续）

作者简介

姜海，1971年生人，山东龙口人士，现供职于兴民智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山东省散文学会会员，少时好文学，喜读书，有梦想，当过很长时间的文学青年，曾与诸文友结社，出过油墨印刷的文学小报。偶有文字流于各级文学刊物，杂志和报端。人到中年，文字已经成为熨妥灵魂的一部分，繁忙的工作之余，写下自己微观生活中形形色色的人物。大胆借用著名作家马尔克斯所言“生活不是我们活过的日子，而是我们记住的日子，我们为了讲述而在记忆中重现的日子。”

责任编辑 权家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