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是一位旅行家，足迹遍天下。在佛像方面，他所见所闻不计其数，而像灵岩寺千佛殿这组彩塑造型精美、形神兼备的，梁启超还是首次见到。据说，梁启超极少对各地文物古迹加以评比优劣，这次在灵岩寺千佛殿则破例称它为“海内第一名塑”，也的确不过分。细看那一尊尊罗汉像，身躯体态、面部表情以至衣物装饰，无不维妙维肖。这组名塑每一尊都比真人稍大，坐姿高度为101厘米至120厘米。40尊罗汉像各各具有不同的形貌、个性等特点，总体看来，又和殿堂的配置得当，40个彩塑位置相互照应。群塑不只艺术形象细致入微，它的敷彩青、绿、朱、紫，鲜明淡雅，调配也恰到好处。据记载，诸像最近的一次敷彩在清代同治十三年（公元1874年），120多年以来彩色不变，仔细观看各尊罗汉的皮肤乃至血管、脉胳，都清晰可见，有很强的立体感，非常逼真。

　　古往今来，来自各地的游客曾称赞这组艺术珍品为：“灵岩彩塑，天下第一，有血有肉，活灵活现”；“不靠衣着靠传神，形状神态藏灵魂，表像满是传情处，泥像巧妙胜真人”。梁启超把这一切赞美归结成一句话：“海内第一名塑”，此话简直美妙极了，梁启超手书的29字石碑，更为灵岩胜境增色不少。

　　梁思成伉俪

　　柳埠行

　　梁思成、林徽因夫妇也都是旅行家，不过这对伉俪和普通游客的旅行不同，他们的旅游总是和工作结合在一起。梁思成、林徽因二位学者所去的风景名胜所在地，最关注的是古建筑，他们写下的大量游记，实际上就是关于各处古迹的学术笔记。1936年夏季，梁、林伉俪在河南考察完毕来到济南。他们早就向往神通寺一带的四门塔、龙虎塔、九顶塔等胜迹，于是一下火车立刻赶赴历城县（今济南市历城区）柳埠镇，去瞻仰那些古塔。梁、林伉俪到了现场，发现四门塔被荒草野树掩盖，早巳成为兔狐栖息之所。他们二人便不顾旅途疲劳进行清理、扫除。同时，清除了附近龙虎塔、千佛崖等古迹的杂物，使这处名胜重放光彩。

　　梁思成、林徽因夫妇

　　龙虎塔

　　千佛崖

　　然后，梁、林伉俪又不辞辛苦，自济南东行至章丘、临淄、益都、潍县；南下到了长清、泰安、滋阳、济宁、邹县、滕县等地。在这些县市重点调查和测绘了历代古建筑，包括灵岩寺辟支塔、慧崇塔，兴隆寺砖塔，崇教寺铁塔，法兴寺宋塔，龙县寺明塔，以及岱庙等处。

　　梁、林伉俪把诸多古建筑考证、实测的科研成果，收入他们的名著《中国建筑史》。书中“第四章第三节南北朝实物”、“第五章第二节隋唐实物”，都附有图片，分别对历城神通寺四门塔，长清灵岩寺慧崇塔作了专题介绍。说：“神通寺塔山东济南朗公谷神通寺单层石塔一座，俗呼四门塔。平面正方形，四面辟门，中立方墩，墩四面各坐一像。塔身单层，平素无饰。……塔无建造年代，唯造像有东魏武定二年（公元544年）年号，揆之形制，或属此时。”“灵岩寺慧崇塔（第二十九图）……山东长清灵岩寺慧崇塔，建于贞观中（公元638年前后）。塔全部石造平面正方形。正面辟方门，外饰以圆券，券面刻作火焰或宝珠形，侧面亦作门形，但作假门扇，其上安门钉。”辟支塔则被载入梁思成名篇《漫谈佛塔》：“在黄河、淮河流域，佛塔一般没有模仿木结构的雕饰，如……山东长清灵岩寺辟支塔，虽然用斗拱承托塔檐，也用斗拱承托平座，但总的说来，模仿木结构的部分仅此而已。”

　　四门塔

　　梁思成、林徽因

　　测绘神通寺墓塔

　　从上述专著、专文对山东这三座名塔的详细论述，可以看出作者对山东古建筑的深刻了解和重视。据《中国建筑史》由梁思成署名所写的前言介绍，有关四门塔，慧崇塔和其他古建筑的资料，曾用来“为清华大学建筑系的教师、研究生和北京市内中央及市级若干建筑设计部门的工作同志们讲《中国建筑史》。”这里真是包含着梁思成对山东古代建筑的厚爱。

　　1936年6月，梁思成、林徽因测绘神通寺墓塔

　　解放后，梁思成、林徽因二位学者关心的山东诸多古塔，得到妥善的保护和维修。尤其是四门塔修葺时发现石刻“大业七年造”，一下子把原来公认的塔史认定为公元611年的隋代。也就是说，这填补了梁、林伉俪当年深感遗憾的“塔无建造年代”的历史空白，从而可以把四门塔定为我国现存最早的石塔。另外，当年梁、林伉俪担心难以保存的九顶塔，当地文物部门也修旧如新，恢复原貌。梁思成得知这些好消息后，曾撰文称赞济南市人民政府的各项善举。梁思永通过对城子崖的考古发掘工作和济南结下了不解之缘。这位学者英年早逝，年龄未过50岁，但他的学术成就丰硕，包括对山东文化遗址的大量考古工作。梁思永于1930年26岁入中央研究院考古组工作，先后在1930年、1931年、1936年驾临齐鲁大地，开展考古发掘工作。其间，他在章丘龙山镇东北，主持和参加的考古发掘城子崖遗址，是中外闻名的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址，并根据当地的镇名称为龙山文化。

　　龙山文化—城子崖遗址考古发掘

　　梁思永发掘

　　城子崖遗址

　　1930年、1931年，梁思永满怀热情，不辞辛苦地活跃在城子崖遗址工作面，带领全体工作人员开凿探沟95条，揭露面积15600平方米，出土了大批陶器、石器、骨器、蚌器等古文物。考古界认为，这是继仰韶文化之后，我国新石器时代文化的又一重大发现。在当时的考古发掘工作中，梁思永和同事们首次发现，以磨光黑陶为主要特征的新石器文化遗存。这些出土文物在整个堆积的下层，它的上层为周、汉时期的遗存。其中，有一处东周、西周的城址，东西390米，南北450米，墙基宽8米，可能是占谭国都城遗址。

　　1934年，梁思永负责主编出版《城子崖》，这是我国考古学史上第一部科学的田野考古报告集。梁思永在章丘考古发掘告捷，创造的事业堪称之最的还有：龙山文化的命名和年代序列的判定，是我国考古学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重要收获；城子崖龙山文化遗址，是由中国学者自行发现和发掘的第一处原始社会遗址。

　　城子崖遗址

　　饶有意义的是，1936年夏，梁思永又在日照市西北的两城镇西北岭一带，主持发掘了瓦屋村、大孤堆的龙山文化遗址，对龙山文化有了进一步的认识。由于两城镇龙山文化遗址和城子崖龙山文化遗址，各有各的明显特征，被梁思永等学者分别称作“两城镇类型”、“城子崖类型”，也叫“鲁东类型”、“鲁西类型”。梁思永对二“城”二“鲁”两大类型龙山文化遗址的发掘贡献，也就成为考古学界的美谈。

　　因此，“龙山”原来章丘这个微不足道的小镇名字，顿时蜚声中外。1939年，梁思永在第二次太平洋学术会议上，发表了他的重要论文《龙山文化——中国文明的史前期之一》，文中汇报了在章丘等地考古发掘全部工作的心得，不但对龙山文化作了综合性的论述，而且对不同区域类型的龙山文化提出预见，从而受到各国同行的高度赞扬。

　　诸多史实说明，梁启超、梁思成、林徽因、梁思永这一家的两代人，都是恩及济南文物古迹的好学者。

　　（明府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