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 新

　　关于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时全国有多少名党员，党史界有多种说法:有53人说，有57人说，有59人说，甚至还有60人说、70人说……至今还没有一个权威、具体的说法,但主要的争议围绕“53人说”与“57人说”展开。

　　一 关于53人说

　　53人说最具有权威性。从现有资料看,最早提及一大召开时党员人数的是1921年11月由董必武、李汉俊起草的给共产国际的一份报告——《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其中写道：“中国的共产主义组织是从去年年中成立的。起初，在上海该组织一共只有五个人。领导人是享有威望的《新青年》的主编陈同志。这个组织逐渐扩大了其活动范围,现在已有六个小组,有五十三个成员。”这份报告是相隔中共一大闭幕才4个月,同时又是由两位一大代表共同起草,可见其报告中有关数字的可靠程度。这里说的“六个小组”是指当时在国内的共产党早期组织的数量,未算上旅日、旅法两个在国外的组织。报告虽给出一个具体的数字,但却留下了“这53名党员究竟是哪些人？”的疑问。

　　这种说法一直延续到我国改革开放以后,如1991年出版的由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著、胡绳主编的《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中仍称一大召开时全国有53名党员。2002年出版的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著《中国共产党历史》第1卷引用了上述《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中的这段话，在分述各地共产党早期组织时都列有具体名单。

　　在《上海的共产党早期组织》一节中表述如下:“在党的一大召开之前，前后参加上海的共产党早期组织的有:陈独秀、俞秀松、李汉俊、陈公培、陈望道、沈玄庐、杨明斋、施存统(后改名施复亮)、李达、邵力子、沈雁冰、林祖涵、李启汉、袁振英、李中、沈泽民、周佛海等。”

　　在《北京的共产党早期组织》一节中说:“到1921年7月，北京党组织的成员有李大钊、张国焘、邓中夏、罗章龙、刘仁静、高君宇、缪伯英、何孟雄、范鸿劼、张太雷、宋介、李梅羹、陈德荣等。他们大多是北京大学的进步师生。”

　　在《各地的共产党早期组织》一节中，武汉“参加成立会议的人除刘伯垂外，还有董必武、张国恩、陈潭秋、郑凯卿、包惠僧、赵子健等……到党正式成立前，参加武汉共产党组织的还有黄负生、刘子通、赵子俊等。”长沙到1921年7月，“党组织的成员有毛泽东、何叔衡、彭璜等人”。“广州的共产党早期组织先由陈独秀、后由谭平山任书记，陈公博负责组织工作，谭植棠负责宣传工作，成员有袁振英、李季等。”“王尽美、邓恩铭等先进分子在上海、北京党组织的影响和帮助下，于1921年春成立了济南的共产党早期组织。”“旅日华人中的共产党早期组织，最初是由上海的共产党早期组织成员施存统和周佛海组成的。”“旅法华人中的共产党早期组织，主要是在留法勤工俭学人员中形成的，于1921年成立。发起人有张申府和赵世炎，成员有张申府、赵世炎、陈公培、刘清扬、周恩来等。”

　　以上共产党早期组织的详细名单数正好是53人。2002年版新党史既引用了董必武、李汉俊的报告，又具体列出了53人的名单。至此，53人说几可成定论了。

　　二 关于57人说

　　另一说法是57人。其依据是1928年6月中共中央在莫斯科召开中共六大时所绘制的一份统计表中,填写了一大会议时的党员人数共有“57人”,“其中工人4名,知识分子及自由职业者53人”的内容。同样是权威机构给出的却是与先前略有不同的数字,而这离中共一大召开仅时隔7年,但遗憾的是也未列出具体名单。

　　这一说法也得到了印证。张国焘在《关于中共成立前后情况的讲稿》中多次提到57人:“今天讲六个小组到第一次大会。”“1921年7月间，计算六个小组共有57同志。”“第二个问题是现有五十七人的工作……”“一次大会时五十七同志中有三个工人同志。”这个史料是俄罗斯科学院远东研究所舍维廖夫发现的档案资料。讲稿是写在1929年印制的笔记本上的，估计是在以瞿秋白为主要领导的中共党史教研室成立后为莫斯科中山大学撰写的。张国焘1928年到莫斯科参加中共六大，会后留在莫斯科，与瞿秋白等组成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

　　三 关于58人说

　　“57人说”的依据是1928年中共六大召开时的一份统计表，该表中所记一大党员数为57人，包括了旅法中共小组。但是，这一记载在后期论述时，对于代表中“工人4人”一说的争议较大。然而，“53人说”的依据是共产国际中共代表团档案中保存的一份写于1921年下半年的不具名的俄文档案文献《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这应该是距离中共一大召开最近的一份文字记载。文中称“已有六个小组，有五十三个成员”。但是，这份档案并没有把旅日、旅法小组包括在内。如果都算上，应该是8个小组，又由于旅日小组已包括在上海小组内，所以应在53个成员之上再加上旅法小组5人，这样应有58人。

　　2014年6月20日，《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及其成员研究》成果在嘉兴发布。经过3年多的实地调研、考订核实以及大量深入、细致的资料搜集与整理工作，嘉兴社科理论工作者明确提出了中共一大召开时全国共有58名党员的观点，填补了中共创建史研究空白。

　　此前由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著的《中国共产党历史》第1卷在《党的早期组织的建立》一节中一共列举了59名成员的名单：

　　上海（17人）：陈独秀、李汉俊、李达、陈望道、沈玄庐、邵力子、袁振英、陈公培、施存统、林祖涵、沈雁冰、沈泽民、杨明斋、俞秀松、李启汉、李中、周佛海。

　　北京（14人）：李大钊、张国焘、邓中夏、高君宇、何孟雄、罗章龙、刘仁静、范鸿劼、缪伯英、张太雷、李梅羹、宋介、陈德荣、张申府。

　　武汉（10人）：董必武、陈潭秋、包惠僧、刘伯垂、张国恩、赵子健、郑凯卿、赵子俊、黄负生、刘子通。

　　长沙（3人）：毛泽东、何叔衡、彭璜。

　　广州（6人）：谭平山、陈公博、谭植棠、李季、陈独秀、袁振英。

　　济南（2人）：王尽美、邓恩铭。

　　旅法（5人）：张申府、周恩来、刘清扬、赵世炎、陈公培。

　　旅日（2人）：施存统、周佛海。

　　上述59人名单中，有陈独秀、陈公培、施存统、袁振英、周佛海、张申府6人重复出现，所以只有53人。这个名单包括了旅法小组5个人，如果去掉旅法小组的5个人，只有48人，显然与1921年下半年的不具名俄文档案文献《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中所说的国内“已有六个小组，有五十三个成员”的说法不相符。那么，国内至少应还有5人未包括进来。那么，这张名单里究竟遗漏了哪些人？

　　根据亲历者回忆，北京小组还有朱务善、江浩、吴雨铭3人。其中，张国焘回忆朱务善是在1920年9月加入青年团的，朱本人回忆讲是在1921年3月参加北京小组的。江浩是民国国会议员，思想积极，1920年底由南方回到北京后，在李大钊的帮助和影响下，加入了北京共产党早期组织，并捐助了较多的活动经费。至于吴雨铭（又名吴汝铭），张国焘明确肯定他是党员。张在《我的回忆》第三章中提及“1921年1月1日……中共党员吴汝铭参加学校工作”。

　　另根据调查，长沙小组应增加贺民范、易礼容、陈子博3人，济南小组还应增加王翔千。

　　在59人名单中在列的黄负生与刘子通都是武汉中学国文老师，被认为是在1921年8月由陈潭秋介绍一起入党的。由于陈潭秋出席了党的一大，一大在8月初闭幕，陈回到武汉才能介绍他们入党。由此推断，黄负生、刘子通应是在一大以后入党的，不应算是早期组织成员。

　　由此在名单中增加7人，移除2人，与不重复的名单合计为58人。该说法与1921年的“53人说”加上旅法小组的5人的算法一致。

　　这一新观点得到了众多权威党史专家的认可，成为目前国内关于中共党史的最新研究成果。与该成果同时发布的《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及其成员研究》中还首次系统地梳理出8个小组的全部成员，并且尽可能详细列出了这些成员在1921年时的年龄、文化程度、职业以及后来的去向。

　　其中，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有14人，包括陈独秀、李汉俊、李达、陈望道、沈玄庐、邵力子、袁振英、林伯渠、沈雁冰、沈泽民、杨明斋、俞秀松、李启汉、李中；北京共产党早期组织有16人，包括李大钊、张国焘、邓中夏、罗章龙、刘仁静、高君宇、何孟雄、缪伯英、范鸿劼、李梅羹、张太雷、朱务善、江浩、宋介、吴雨铭、陈德荣；武汉共产党早期组织有8人，包括董必武、陈潭秋、刘伯垂、包惠僧、郑凯卿、张国恩、赵子键、赵子俊；长沙共产党早期组织有6人，包括毛泽东、何叔衡、陈子博、贺民范、彭璜、易礼容；广州共产党早期组织有4人，包括谭平山、谭植棠、陈公博、李季；济南共产党早期组织有3人，包括王尽美、邓恩铭、王翔千；旅法共产党早期组织有5人，包括张申府、刘清扬、周恩来、赵世炎、陈公培；旅日共产党早期组织有2人，包括施存统、周佛海。

　　这58名中共早期组织成员基本上是知识分子，留学日本的有18人，北京大学毕业的有17人，其他大学毕业的有8人，中师、中学毕业的有13人。

　　从籍贯来看，湖南、湖北人数较多，分别为20人、11人。鲜明的地域特征折射出太平天国运动、辛亥革命不容忽视的影响力。不仅如此，他们大都走出故乡，来到北京、上海甚至远赴海外留学，从而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因此聚集在北京与上海的最多。

　　他们之中，有参加过辛亥革命的老同盟会会员，在实践中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如董必武、林伯渠、贺民范等人；有新文化运动的精神领袖陈独秀、李大钊；也有五四运动前出国留学的知识分子，留学海外的经历使他们了解到社会主义的理念；最为年轻的是在五四运动时期成长起来的左翼青年学生，以北大学生居多。还有湖南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一批青年学生以及赴法国勤工俭学的学生。这一代从新文化运动成长起来的知识分子和知识青年的群体特征表明：中国共产党诞生的历史起点很高，是近代中国社会变革深入思想文化层面的产物。

　　在革命征途上，这58个成员历经“大浪淘沙”，有21人牺牲（包括在革命岗位上病逝）；有16人因各种原因脱党退党，后来又有5人恢复党籍继续参加革命工作；有8人被开除党籍；有4人叛党。到革命胜利时，有4人成为党和国家领导人。他们当中的绝大多数人都经受住了考验，充分说明这个群体是当时中国先进分子的集中代表。

　　四 关于其他说法

　　参加过一大的代表对这个问题也有不同的说法。从现有资料看，最早涉及这个问题的是陈潭秋。1936年他在莫斯科写的《第一次代表大会的回忆》中写道：“当时正式成立了共产主义小组的除留日学生与留法勤工学生外,只有北京、上海……几个地方,其他如南京……等地仅有个别通信关系的同志。但总计全国可以符合当时条件的党员,不过七十余人。”

　　张国焘在撰写的回忆录中有另一种说法。他在描述一大召开时的情况时说道：“上海代表是李汉俊和李达，代表上海九个党员；我和刘仁静代表北京十五个党员；董必武、陈潭秋、包惠僧代表武汉的八个党员；毛泽东、何叔衡代表湖南约十个党员；陈公博代表广东约七个党员；王尽美、邓恩铭代表山东的八个党员；周佛海代表日本留学生中的两个党员。合计代表十三人,党员五十九人。”

　　1978年8月,包惠僧在其撰写的《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的几个问题》中说：“关于一大代表的党员人数,实际上没有五十七人,更不是七十人。当时在一大会议上曾报了一下各地的名单,我记得一共是三十人左右,具体名单如下：湖南：毛泽东、何叔衡、夏曦(一大后发展了易礼容、郭亮等)。湖北：董必武、陈潭秋、赵子健、包惠僧、刘伯垂。北京：李大钊、张国焘、刘仁静、罗章龙、邓中夏、张申府、高尚德。济南：王尽美、邓恩铭。广东：谭平山、谭植棠、陈公博、刘尔松(学生)、李××(师范学校的教师)。上海：陈独秀、俞秀松、李中、陈望道、李汉俊(邵力子、沈雁冰、李启汉是后来参加的)。”

　　马林作为共产国际的代表参加了一大。他在1922年7月11日《给国际执委会的报告》中谈到，中国共产主义者已形成一个团体,“团体在七八个城市中有小组,但全国成员不超过50—80人”，给出的是一个大致范围。

　　1926年苏联葛萨廖夫撰写的《中国共产党简史》一书中《中国共产党的初期革命活动》一节的中译文讲：1921年7月在上海举行了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当时只有六七十个和组织多少有些联系并且真正积极工作的人。虽然有学者对此文的作者有质疑，但从这本书的正式出版看，苏联也没能掌握确切的人数。那么，中共一大时全国到底有多少名党员？综合多年的研究，从现在所掌握的史料看，全国的党员人数应有五十几名，并且其中的绝大多数可以认定，因此又有了“五十几名”之说。这五十几名党员包括上面包惠僧所提到的除夏曦、刘尔崧、李××)外，还有上海组织的沈玄庐、沈雁冰、邵力子、沈泽民、李中、李启汉、杨明斋、林伯渠等,北京组织的刘仁静、何孟雄、缪伯英、范鸿劼、李梅羹、张太雷、朱务善等,山东组织的王翔千,武汉组织的郑凯卿、黄负生、张国恩、刘子通等,长沙组织的彭璜,广州组织的袁振英、李季等,旅日组织的周佛海、施存统和旅法组织的周恩来、赵世炎、刘清扬、陈公培(发起人张申府已被包惠僧计入北京组织)。除此之外,还有一部分专家学者认为杨匏安、宋介、陈德荣、江浩、金家凤等也是一大时的党员。

　　不少专家学者已采用这种说法，如1991年出版的邵维正著《中国共产党创建史》、2000年出版的黄修荣著《横空出世——中国共产党创建史》等。相关的权威部门也采用了上述说法,如2011年1月出版的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著《中国共产党历史》第1卷(上)等。

　　（作者：孙新，北京航空航天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助理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