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图林根州议会在选举后的第一次会议上吵得不可开交时，柏林发生了又一场“政坛地震”：在前后两天的时间里，一众绿党高层集体引退，名单很长，并且没有提前公布，让外界惊愕。

　　领头的是两位党魁丽卡达·朗和欧米德·努里普尔。9月下旬，他们共同宣布辞职，同时代表本届绿党联邦主席团宣布，将不会在今年11月于威斯巴登举行的全国党代会上参与竞选。

　　绿党，随即出现了“权力真空”。

9月25日，德国柏林，绿党党魁丽卡达·朗(右)和欧米德·努里普尔宣布辞职。

　　党内的争论焦点

　　自2022年接管绿党以来，朗和努里普尔分管内外。2021年联邦大选，绿党创下历史最佳成绩，党魁贝尔伯克和哈贝克双双进入政府内阁。在代际更替的需求下，绿党推出了社会政策派的代表朗和外交政策专家努里普尔的组合。

　　2015年，年仅19岁的朗就已成为绿党青年团“绿色青年”的中坚力量。2017年，朗成为“绿色青年”发言人，这份时长为2年的经历，为她后来顺利在绿党联邦政治中站稳脚跟做了铺垫。2022年成为党魁时，朗年仅28岁。在这个位置上，她的工作重心是用社会政策改善气候变化、女权及性少数群体的平权运动，以及移民及难民的融入。

　　努里普尔出生于伊朗首都德黑兰，13岁跟随父母来到德国，定居法兰克福。带有伊朗裔背景的他，原本就是绿党所主张的开放移民政策的极佳代言人。因此，进入政治界仅10年后，努里普尔就以前外长约什卡·费舍尔“接班人”的形象进入联邦议院。他和费舍尔一样，是“现实主义”阵营的代表，专注于外交、国防和安全政策。一直以来，在有关联邦国防军执行海外任务的讨论中总可以听到他的声音。努里普尔不仅长期积极参与推进德国军队在阿富汗和马里的部署，同时也提出了务实的批评，认为在两地的国际行动不应该是纯粹军事化的，而应充分关注民用解决方案和结构性发展。

　　朗和努里普尔都有“绿色青年”的成长背景。“绿色青年”作为绿党的官方青年组织，是绿党培养新生代力量的人才储备库，但与绿党并非简单的上下级关系。“绿色青年”的成员参与绿党决策，在人事和党的方向上往往对母党具有强大的影响力。在实质立场和策略方针上，两者间存在经常性的差异。

　　紧随朗和努里普尔之后，以斯文娅·阿普恩和卡塔琳娜·施多拉为代表的“绿色青年”领导层也集体辞职。更进一步的是，他们退党了。阿普恩和施多拉在声明中表示，青年团与绿党在很多政治问题上分歧太大，例如联邦国防军的特别基金、收紧庇护法以及因煤矿开采疏散吕策拉特，因此她们正在计划成立一个独立的青年协会。在给绿党的一封信中，她们写道：“我们意识到，我们的政治理念，无论是在内容上还是在战略上，都越来越不一致。”

　　绿党作为一个政党常常偏重考虑议会工作和妥协，而“绿色青年”却并不回避发起挑衅。“绿色青年”的定位是年轻的“原教旨主义者”，本次“绿色青年”领导层采用集体退党这样决绝的方式，正是因为他们往往比绿党走得更远。一段时间以来，由于绿党在联合执政中做出许多妥协，“绿色青年”的不满情绪一直在发酵。而在党内，也有人对“绿色青年”指指点点。是否采用更激进的行动主义，正是党内派别的争论焦点。

1998年10月，约什卡·费舍尔 (中) 陪同德国总理在美国访问。

　　“原教旨主义”vs “现实主义”

　　绿党内，两个最大派别已分别有了约定俗成的称呼：“原教旨主义”(Fundis)和“现实主义”(Realos)。这两个阵营的分歧可追溯到20世纪80年代。北约在欧洲部署新核武器的设想，成了当时尚且坚定支持和平运动的绿党分裂的导火索。“原教旨主义”派坚决拒绝并要求立刻撤军，“现实主义”派则主张采用寻求与其他政党和政府对话的方式，通过谈判实现裁军。1985年，两种派系在黑森州的首个红绿联盟里实现了第一次交锋。“现实主义”阵营的代表约什卡·费舍尔当选环境部长，绿党首次进入州级政府。当时，费舍尔批准延长比布利斯核电站运行时间的决定引起了“原教旨主义”阵营的尖锐批评，被认为是对绿党原则的破坏。

　　1998年是绿党历史上的一块里程碑。时任德国总理施罗德任命费舍尔为外交部长，绿党首次在联邦政治层面从幕后走到台前。这一时间段内，绿党主导推进了退核、引入环保税等几个大项目，同时也开始学着与其他政治伙伴合作，做出权衡与妥协。“现实主义”阵营和“原教旨主义”阵营间最大的冲突就爆发在北约向科索沃派驻军队的讨论中。1999年，在北约授权的框架下，费舍尔力主支持德国联邦国防军进入科索沃，这也是二战以来德国国防军首次在海外执行战斗任务。

　　“原教旨主义”阵营认为，这是对绿党最初的和平主义纲领的巨大背叛，应该坚决反对任何军事部署，并称费舍尔为“绿党叛徒”。费舍尔在议院发表讲话为该决定正名时，被本党“原教旨主义”阵营扔出的一包颜料击中头部，不得不接受治疗。随后，党内发起了反对动议提案，近千人参与投票，“现实主义”阵营以不大的优势获得主导权，导致几千人退党。党内裂痕贯穿了绿党参与施罗德政府执政的整整七年，影响波及内政外交的方方面面：“现实主义”派在与社民党和能源公司谈判后，推动了到2022年逐步淘汰核能的计划，而“原教旨主义”派则要求毫不妥协立刻退出。

　　“术”的不同总是很容易上升到“道”的不同。自从20世纪80年代绿党进驻联邦议院开始，分歧就产生了。“原教旨主义”阵营认为，绿党应当坚守其议会外反对派的“发家”立场。该党主要是从外部对政治体系施加压力，因此对议会和政党政治“过多”的关注持怀疑态度，对组阁和参与执政则强烈抗拒。而“现实主义”阵营则视参与议会政治为通过务实的政治实践带来具体变革的机会，并主张深刻融入已有的政治体系。“原教旨主义”派支持延续绿党早年间定下的“轮换原则”，即议员只能在有限的时间内连任以防权力集中;而“现实主义”派则批评这种“草根民主”的做派过于烦琐低效，因为这往往导致经验丰富的政治从业者短时间后即被替换，既无法延续经验，又会提高议会工作的成本。

　　对有关具体议题立场的争议背后，是双方对于绿党本身定位以及现行议会政治理解的根本性差异。两个派别之间的冲突常常围绕着这样的问题：绿党应该在多大程度上做出务实的妥协来获得影响力?抑或只应该坚持激进立场、用保持反对的方式来“不忘初心”?由于这样的根本性差异难以弥合，党内分裂与两派间此消彼长的态势，从来就是绿党执政背后的阴影。

　　生死线边缘的“重启机会”

　　2024年，在欧洲议会大选和德国几个联邦州选举中，绿党的得票率接连遭遇断崖式下跌，甚至在5%的“生死线”边缘挣扎。对朗和努里普尔在此危急时刻的“临阵逃脱”，绿党现在实际上的“一号人物”罗伯特·哈贝克不仅没有批评，反而大加褒扬：朗和努里普尔“给了我们(绿党)一个重启的机会”，并特别补充“我不会忘记”。据党内消息人士称，现在被绿党寄予希望的哈贝克在幕后推动了人事重组，以便用全新的姿态和无后顾之忧的团队参选总理。

　　2021年春天，距离联邦大选仅四五个月，绿党推出了党内的首位女性联邦总理候选人：不到40岁的安娜列娜·贝尔伯克。是年，此前从未有过任何从政经验、只是在党内活动的贝尔伯克，如同空降，支持率一度遥遥领先，被媒体视作明日之星。但很快，贝尔伯克的一举一动被放到了最严苛的监督下，而她没有经受住考验。无论是她为了竞选而推出的著作《现在，如何焕新我们的国家》所面临的代写以及抄袭指控，还是她关于在联邦议院所获收入的错误上报，都严重影响了其可信度。大选结束后，位列第三的绿党一度在组阁谈判时近乎“雪藏”了贝尔伯克，之后才为她争取到外交部长这个重要的位置。但在这个角色里，她也犯了不少低级错误，有些甚至是在众目睽睽之下。在这种情况下，党内不得不考虑“再平衡”。

　　哈贝克和贝尔伯克曾是一对双子星。2021年大选的绿党总理候选人提名就在这两人中产生，官宣贝尔伯克后，哈贝克立刻表示赞成。尽管对外统一口径是“最可信赖和最亲密的队友”，但两人成长轨迹和风格的鲜明差异仍可自丝丝缕缕中浮现。哈贝克更务实，更偏向“现实主义”阵营，而贝尔伯克则更注重价值观，更偏向“原教旨主义”阵营。两人曾一起任绿党双党魁，之后交棒给朗和努里普尔。大选结束后，两人又一起进入联邦政府，分别占据了两个核心位置：哈贝克是副总理兼经济和气候部长，贝尔伯克是外交部长。乌克兰危机全面升级后，能源危机紧随而来，国家大事桩桩件件都“落在两人分内”。照理说，这是大展身手的时机给两人送上门来了。谁知他们参与执政到第三个年头，绿党的支持率在三个执政党里掉得最狠。两人从风头盖过包括总理在内的其他所有内阁成员到被逼“内卷”，通过使自己显得比对方更有“个性”的方式来争夺下一届联邦总理首席候选人的提名。

　　2024年7月，贝尔伯克在出访华盛顿时表明退出总理首席候选人的角逐，理由是“为了更好地专注于外交事业”。除了她上一次竞选时暴露出的脆弱以外，哈贝克更高的知名度和政治手腕也是决定性因素。通过贝尔伯克的辞选，党内完成了权力重心的转移。尽管尚未官宣，但党内已经开始为哈贝克造势了。现任党领导层的解散，更为哈贝克放开手搭建自己的团队扫清了障碍。

　　选战的大幕已被扯下

　　距离下一次联邦大选还有11个月。按照时间线，在两个月之后的绿党联邦党代会上，总理候选人就应该浮出水面了。绿党还想有所作为的话，已经刻不容缓，因为之后的所有精力，都需要用来围绕候选人布局。

　　在宣布辞职决定时，努里普尔也提到了“重启”：“是时候把党的命运交给新的人手了，我们需要新的面孔来把绿党带出危机。”他同时表示，希望新的人事架构成为绿党战术调整的基石。“应该做点什么了”“我们正在遭遇绿党的最大危机”……不止一个地方的绿党领导集体，意识到了需要调整。

　　在这样的背景下，关于哈贝克新团队人选的猜测就有了不一样的意义：根据党章，双党魁必须由一男一女担任。很被看好的有哈贝克十分信任的弗朗齐丝卡·布兰特纳，能兼顾党内所有派别，也被视为务实派。不过，她在党内上位的代价是辞去现任的国务秘书一职。这来源于绿党的一份规定：不得同时兼任党内与政府职务。但假如布兰特纳为了党内职务而请辞公职，对于已危机重重的联邦政府而言又意味着什么呢?

　　与此同时，其他人选还包括哈贝克从地方时期带过来的亲信康斯坦丁·冯·诺茨和扬·阿尔布莱希特。一系列人事布局表明，绿党显然希望加强自己在经济和社会政策方面的形象，也不乏拉拢青年一代的考量，比如副手等重要人选中，靠前的有1992年出生的警官扬·武尔夫和1993年出生、由“绿色青年”进入绿党的蒂姆·阿赫特梅耶。

　　继绿党联邦主席团全体给新人“腾地儿”和“绿色青年”高层“出走”后，几个地方绿党主席团也跟进了。

　　哈贝克下手很快。这次绿党高层出现的“权力真空”以及即将到来的大换血，是一个明确的信号。但光有新的人员还不够，归根结底，“内容”才是最重要的。除了要处理党内在移民等问题上的意见分歧外，绿党更需要在经济和安全问题上提出能引起多数人共鸣的设想。然而迄今为止，人们看见的却只有通过抱怨他人(执政伙伴、选择党、俄罗斯等)来淡化政治失败。这已经被证实是行不通的。“(好像)错的都是其他人，而我们只是在为目标努力。我不禁自问：你们能想到的就只有这些了吗?……难道不该问问，绿党的执政策略究竟是成功模式还是灾难模式?”在党内通信中，一位已有24年执政经验的市长也指出，绿党的自我反思和接受批评的能力过于不足。假如缺乏这些，即便有了新的领导层，也将继续其前任的老路。

　　细细观之，这不是建制内党的第一次震动。同样是在9月下旬，联盟党推出了该党联邦总理首席候选人。一开始，联盟党公布了两位人选：基民盟党魁梅尔茨和上一次就角逐过总理首席候选人的拜仁州现任州长索德尔。两小时后，联盟党重新官宣梅尔茨为唯一总理候选人。除了“表示支持”这一句场面话之外，索德尔再未置一言。

　　而绿党的这场“地震”，一时不会平息。代表总理的政府发言人对朗和努里普尔的辞职表示惋惜，接着又说了一句“有时，换换党的领导层也属于民主程序”，似意有所指。

　　对联邦政府以及参与组阁的另外两党来说，这样的“地震”又会带来什么呢?自民党党魁、联邦政府财长林德纳忧心忡忡地形容眼下是一个“决定之秋”。在野党基民盟的总秘书长林内曼则直截了当：“绿党必须从根本上改变政策。绿党在移民政策上的封锁立场和哈贝克在经济事务部的意识形态微观管理，正在损害我们的国家。”在“地震”当天，梅尔茨和索德尔都接受了采访，大谈“为什么绿党对德国不利”。这是否暗示着联盟党提前一年就想排除“黑绿联盟”(联盟党)的选项呢?那么，剩下的选项还有哪些呢?

　　德国联邦层面的选战，实际上已经提前开始了。各党早已摩拳擦掌，但考虑到踩政治游戏的时间点，没有放到台面上来。在这个多事之秋，受到最多“惩罚”的绿党却有些着急，抢先扯下了舞台上的大幕。

　　(中国新闻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