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廉欣梅 贾颖超 凌霄

　　“儿女也可以外包”？这个看似匪夷所思的事情，却成了生活中的真实场景。近来，各类平台上涌现出越来越多的“外包儿女”业务，“外包儿女”可以为独居、空巢老人提供陪聊、代购生活用品、陪诊、定期上门确认安全等情感服务。

　　当父母的需求化作电话那头的欲言又止，当我们的孝心被千里之距拉扯成无奈与牵挂，“空巢”之困，已成为两代人共同的心事。

　　这份“平替”的孝心照见的是整个时代关于“如何老去”的叩问。

图源｜澎湃新闻

　　“外包儿女”本质上是陪伴经济，将传统上属于家庭内部的情感陪伴，转化为可购买的市场服务。这一被催生出的新型消费需求背后，既是社会老龄化与家庭结构变化带来的现实需求，也揭示出对空巢老人照护与情感支持的社会缺口。

　　“父母在，不远游”的古训早已难以适配现代社会的发展节奏。随着城镇化推进与就业形态多元化，年轻人外出打拼已成为常态。民政部、全国老龄办发布的《2024年度国家老龄事业发展公报》显示，截至2024年末，全国60周岁及以上人口已超3.1亿。而《第五次中国城乡老年人生活状况抽样调查基本数据公报》显示，全国独居老人比例已达14.2%。在少子化与人口流动的双重冲击下，“养儿防老”传统模式逐渐弱化。

　　与此同时，“996”的工作节奏与高昂的生活成本，让“常回家看看”成为不少子女的奢望。一位在外地工作的年轻人坦言，近期母亲因胆囊炎住院，他虽然心急如焚，但若请假返乡，不仅损失当月绩效，往返机票也相当于半个月工资。最终他聘请了“外包儿女”代为陪护，自己通过视频远程关注。这种“心有余而力不足”的现实，让许多子女选择通过“花钱买陪伴”来寻求心理补偿。“外包儿女”的服务看似填补了子女的责任空白，实则是家庭养老功能缺失后的“临时补丁”。

　　对于空巢老人而言，日常陪伴的安全感与情感联结的归属感，比衣食住行更显迫切。生病时有人陪诊、遇事时有人商量、节日时有人围坐，这些琐碎的需求，恰恰是社会养老服务中最薄弱的环节。当前，我国各地养老服务保障多聚焦经济补贴、医疗护理等刚性需求，但在精神慰藉、情感陪伴等软性需求方面，仍然存在巨大的供给缺口。在这种真空状态下，情感服务被迫市场化，使得“外包儿女”成为老人无奈之下选择的“情感替代品”。

图源｜摄图网

　　“外包儿女”的兴起，精准回应了异地子女尽孝难、“空巢”老人照护缺位的现实痛点，但基于金钱交易的服务终究难掩深层焦虑，无法替代真实的亲情，其背后的风险也值得警惕。

　　服务质量不够稳定。与持证上岗的养老服务师、护工不同，“外包儿女”尚无统一培训标准，既不懂基础医疗常识，也不具备急救技能，若遇老人突发疾病，服务者若缺乏应急处理能力，可能延误最佳救治时机。

　　行业监管存在空白。正因入行门槛低、缺乏行业标准，“外包儿女”这种情绪型陪伴服务存在较大隐患，虚假宣传、服务不达预期、隐私泄露、低俗擦边等现象时有发生，且部分平台信息真实性难以核实，用户权益缺乏保障。

　　权责划分较为模糊。陪伴经济的服务场景延伸到了亲情领域，也带来了“谁来服务”“谁来监管”“服务好不好”的连锁议题。比如，当“外包儿女”介入老人家庭矛盾、财产处置、医疗签字等事务时，一旦权责划分不清，不仅难以维护老人权益，还可能成为家庭矛盾的导火索。

　　情感联结难以牢固。老人对“亲情被替代”往往比“被忽视”更为敏感。“外包儿女”对从业者而言仅仅是一份工作，而对步入晚年的老人却可能成为情感依赖。这种建立在付费基础上的“亲情”，终究缺乏真实情感的根基。服务一旦结束或人员更换，老人可能产生心理落差，甚至造成二次心理伤害，加剧其孤独与不安全感。

　　与此同时，另一类亲情“平替”现象也引发社会热议——大学生以“临时父母”的身份，填补孩子们因父母忙碌而缺失的陪伴。一老一少，看似无关，却共同指向情感缺失这一共同的社会议题。

　　市场提供的亲情“平替”终究有其边界和局限，一纸契约也承载不了亲情的深度与温度。我们固然可以借助市场缓解老人、儿童的情感困境，但这不能替代真正的亲情关系。

　　解决亲情“平替”现象背后的情感困境，需要跳出市场化代偿的单一思路，从多方面寻找破局之路。

　　完善相关支持政策。家庭作为老人、儿童最为依赖的情感港湾，应承载其应尽的精神支持义务。需从政策层面织密保障网络，将情感服务纳入养老保障体系核心，让每个家庭不必为了寻找亲情“平替”而伤脑筋。

菏泽市郓城县唐塔街道宋屯村，居家养老服务中心的工作人员上门为92岁老人服务。 图源｜新华社

　　比如，出台指导意见，鼓励企业、学校、志愿者团体共同参与上门养老服务、儿童公益托管工作，扩大社区养老育幼顾问覆盖范围，针对失独、丁克等特殊家庭，通过政府购买服务，委托专业机构提供长期陪伴与心理疏导；鼓励街道、社区积极利用闲置的活动中心等作为养老、托育场地，加大社交、娱乐、学习等服务供给，并提供专项资金予以财政补贴；制定更加详细的陪伴经济行业标准，建立评估监管机制，提高情感关怀的权重，将精神支持强度纳入行业服务质量评估核心指标。

　　唯有从制度层面拓宽情感供给渠道，才能从根源上减少“花钱买陪伴”的单一刚需依赖。此外，可通过立法明确子女精神赡养义务，为异地子女提供探亲假补贴、远程照护支持等，降低家庭养老成本。

　　平台优化服务体验。在情绪陪伴服务呈现去中心化、松散型特点的大背景下，平台经济正大规模介入功能型陪伴服务领域。这种平台模式以连接供需为核心，开放性强、扩展迅速，但如何规范准入与质量把控仍是关键。

　　在行业层面，需尽快建立涵盖医疗常识、心理疏导、法律素养的培训考核体系，明确“外包儿女”“临时父母”的服务边界与责任清单，让服务有标准、有监管、有保障；在企业层面，可借鉴养老服务师、育儿师“综合评估+个性化方案”的模式，推动服务从“跑腿撑腰”“陪写作业”等基础层面，升级为兼顾生活照料与精神关怀的专业照护。

　　社会给予人文关怀。在效率优先的语境下，工作挤占了人们本该享受家庭温馨的时间，畸形的加班文化更是让人们“无暇他顾”。工作与家庭不该是一道单选题，企业应该明白，真正的竞争力来自技术创新与管理效能，而不是对员工时间和精力无止境地榨取。以更人性化的价值理念、更健康向上的企业文化，打造“以人为本”的职场生态，才能让职工工作和家庭“两不误”。

　　养老育幼，不只是一个家庭的私事，而是社会的公共议题。让孤独少一点，让温暖多一点，这才是对“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最好的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