舒乙的面相长得很像乃父老舍先生，身材上可能还要高一些。舒乙的字也写得很像老舍先生，一笔不苟，力透纸背，笔笔送到，绝无潦草不可辨认之字。老舍先生很善于演讲，常能博得满堂彩，爆笑全场。舒乙也很善于演讲，口才嗓音俱佳，出口成章，妙语连珠，抑扬顿挫，声灌全场，有极强的感染力。唯一欠点儿火候的，大概就是说相声、抖包袱的功夫了。

　　在一般世人眼里，只不过把舒乙视为文化名人之后而已。而舒乙并不仅仅是老舍之子，还是一位著作等身的学者作家，曾撰写出版过20多部有关老舍研究的专著，常能发他人所未见，敢言他人所不敢言。毋庸讳言，这恐怕是那些头顶名人之后光环、靠大言欺世过日子，实则胸无点墨的“客里空”们，绝难做到，无法望其项背的。

　　大明湖老舍纪念馆两次会面

1997年，老舍子女到齐鲁大学旧址寻踪。

　　最后一次见到舒乙先生是6年之前。不是北京安定门外东河沿先生家中，而是济南大明湖风景区老舍纪念馆。屈指算来，当时舒乙已年届八十，但仍步履矫健、行走如风，毫无龙钟之态。那天舒乙先生兴致很高，先是仔细参观巡视老舍纪念馆，并应请提笔挥毫题词，词曰“一城山色半城湖，全城皆泉名士多”，随后又去了超然楼登高望远，并乘坐画舫游览大明湖，饱览泉城湖山风光。

　　济南是老舍的“第二故乡”(老舍语)。大明湖与老舍的关系更是非同一般。长篇小说《大明湖》、散文《大明湖之春》和中篇小说《月牙儿》世人皆知，自不必说。此外老舍还有两部未完稿长篇小说《蜕》和《文博士》(初名《选民》)，也都是以济南为背景与大明湖相关联。《文博士》中留美博士文志强由北京初到济南，就是先到了大明湖畔一个挂着“齐鲁文化研究会”招牌的院子里，在里面住了一段时间。

　　说来似乎冥冥之中自有天意，大明湖老舍纪念馆的落成，还与笔者颇有点关系。整个纪念馆的策划设计以及展板图片解说词，当初就是笔者应大明湖风景管理处工会主席任正先生之请搞出来的。那时南新街老舍旧居还属于徐氏私人房产，尚无购买开辟为老舍故居的动议。事情初定后笔者曾写信告知舒乙先生。舒乙回信说，建济南老舍纪念馆还是以南新街旧居为最好。但在目前情况下对在大明湖开辟个纪念馆也不持异议，表示赞同支持。而后来的结果则是，济南有了两座老舍纪念馆，可谓两全其美。

2015年6月，作者李耀曦与周长风陪舒乙(右)参观大明湖老舍纪念馆。

　　大明湖老舍纪念馆隆重开馆那天，舒乙先生由北京赶来庆贺，并应纪念馆之请题写了“今日大明湖，又大、又明、又湖”。乃因当年老舍《大明湖之春》中曾说那时的大明湖“既不大、也不明，又不湖”。由于当天记者和参观者蜂拥而至挤得水泄不通，习惯了做边缘人物的笔者只能始终跟随其后一直站在圈外。不成想，舒乙先生却忽然从屋里朝外大喊：“耀曦先生，您过来一下!”我急忙由人群中挤过去进到屋内。舒先生问我：“展板上的这些解说词，公开发表出版过吗?”回曰“没有”。舒说：“应当出版”。我没有接腔。这事儿是我说了算的么?也或许，此话有弦外之音，是说给外面有关人士听的。

　　关于《老舍与济南》之京城来信

《老舍与济南》初版本

　　笔者本是个理工男，却也是文学发烧友。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与济南文史界的几位老前辈多有交往。其中由济南铁路子弟中学退休的历史教师张昆河先生，是齐鲁大学国文系毕业生。当年老舍给他们这个班教授《国文》《文学概论》《欧洲文艺思潮》等课程，此外张昆河还选修了老舍的《小说与作法》，并曾于课余时间多次去南新街舒宅向老舍请教。在南城根卫巷那间临街小书房里，倾听张老先生开 怀畅谈昔日齐鲁大学往事，引起笔者无比浓厚的兴趣，遂萌生了进一步探寻老舍在济南教书创作以及生活行迹的想法。当时洋人所办教会大学还是一个较为忌讳的话题，外地研究者几乎无人涉及。

　　萌生此想法后遂商之于文友周长风。记得初次是去长风所居住的泉城路省直机关宿舍，刷律巷口与天地坛口之间的家中商谈。夏夜品茶细商量，如何广泛挖掘搜集史料，编撰一本有关老舍在济南的书。涉及诸多方面，教书与交友、生活与创作等等，力求搜罗无遗。经许多次交谈，不断修改补充，历时五六年时间，书稿大体有了个眉目。在搜集资料和编撰目录的过程中，得到舒家人的大力支持和帮助。我曾专门赴京登门拜访求教。舒济和舒乙也都曾寄来资料和文章，并对书稿目录的修订，提出中肯的建议和意见。笔者存有舒济舒乙当年来信十多封。

　　舒乙致作者的书信

　　比如，1992年5月24日舒乙先生来信中说：

　　《老舍与济南》构思极好，完全支持。越快越好，八月在北京开国际老舍学术讨论会，要赶得上才好呢。可补充的有《1934年计划》《这一年的笔》《南来之前》《一封信》《自述》，都和济南有关，属生活自述。(见《文集》第十四卷)写济南之一、之二，分工似不明确。可合并。回忆文章中沈旭的一篇似不应少。(见1983年老舍研究论文集，此文后半部可删)我本人有一散文，叫《父子情》，人民文学杂志1989年第5期，记了点济南事情。

　　再如，1992年10月27日舒乙先生来信中说：

　　收到篇目和信。1.广智院，估衣，国庆与重阳的追忆均已找到，我没有，舒济和曾广灿(天津南开)有，其中国庆与重阳的追忆的诗的部分以《国难中的重阳(千佛山)》之名发在《文集》中及《老舍新诗选》中，还有《老舍幽默诗文集》中。海岱画刊发刊词，任何人都没有找到，包括桑先生本人，包括上图。只能存目。2.去上海南京时间是8.19，去青岛时间不详，年谱上只作“九月”。

　　书稿《老舍与济南》终于于1998年春天定稿。我给舒乙先生写信寄上书稿目录，舒先生随即于5月6日回信。信中说：“收到信及目录，好极!完全同意。”1998年秋天书稿准备付梓，舒先生应请于9月14日复信中寄来所作《老舍与济南》序。序言写得热情洋溢，对书稿予以充分肯定。

　　1999年2月我与长风携带新出版的《老舍与济南》一书乘车赴京，参加了老舍先生诞辰一百周年国际老舍学术研讨会。我们二人在会议结束时被选举为中国老舍研究会理事。由此我这个工科出身的学术圈外人，算是正式走上了老舍研究的道路。

　　赴京拍摄专题片采访记

　　《老舍与济南》一书出版之前，笔者还曾与济南电视台文艺部合作，策划拍摄一部老舍与济南的电视专题片。起因是1997年夏天舒济舒乙重访济南，我曾陪同张昆河先生前往山东医科大学校园，引领老舍子女舒济舒乙到齐鲁大学旧址故地寻踪。济南电视台文艺部全程跟踪拍摄。1998年秋天，专题片摄制组赴京采访。当时电视连续剧《骆驼祥子》开拍在即，舒乙先生担任该电视剧文学指导，正忙得不可开交，但还是作了精心安排和布置。

　　8月1日至8月3日摄制组连续采访了老舍夫人胡絜青、中国老舍研究会在京专家学者、老舍好友老诗人臧克家。

　　第一天去安定门外东河沿8号楼采访老舍夫人胡絜青。我们匆忙赶到时，时年94岁的胡絜青老人早已收拾停当等候多时了。采访在欢快的气氛中结束时，胡絜青老人将早已写好的一幅书法作品交到主持人孙小芳手中。今日大明湖老舍纪念馆门楣上方“老舍与济南”5个大字就是从当年那幅书作上复印刻制上去的。

　　第二天摄制组去地坛青年公园“胜蓝轩”茶艺苑采访在京老舍研究专家学者们。中国老舍研究会会长吴小美、研究会秘书长关纪新、中国社科院专家王行之，老舍长女舒济悉数到场接受采访。第三天又去王府井晨光街红霞公寓中国文联宿舍采访了老诗人臧克家。时年91岁的臧克家之前不久上楼时摔了一跤，跌坏了腰，但还是在夫人郑曼的搀扶下拄着拐杖走到客厅，坐在一把垫了靠背的藤椅上接受了我们的采访。

　　最后舒乙先生本人也于百忙之中在《骆驼祥子》拍摄现场广济寺接受了摄制组的采访。

　　画舫一席谈：舒乙揭秘老舍佚信

　　抗日战争前老舍在山东待了整整7年。长女舒济出生于济南，公子舒乙出生于青岛，因此舒家人对山东有一份特殊的感情和亲情。中国老舍研究会诸位学者大咖之中，也以山东学者与舒济舒乙最为熟悉、交往最多、相知最深，可说相见以诚、无话不谈。故而舒家人总结山东学者们的一大特点便是：凡事都要“刨根问底”——打破砂锅问到底，何种问题都会穷追不舍非要彻底弄个一清二楚不可。

　　所谓近朱者赤近墨者黑。本人似乎也传染上了这一“毛病”。比如我曾向舒乙先生询问：老舍任北京文联主席时月薪是多少?那时吸什么牌子的香烟?诸如此类与作家经济生活有关的问题。

　　这也就说到了2015年夏天在大明湖老舍纪念馆与舒乙先生的再次会面。此时舒乙早已从中国现代文学馆馆长任上退休，被选为全国政协委员、中国文史馆馆员。舒先生来济由政协官方接待，事先我并不知情，是收藏家徐国卫先生打电话告知的，说舒乙先生特意嘱咐他，此行很想见见老朋友长风和我。于是6月13日一早我们便相约来到大明湖老舍纪念馆。

　　此次陪舒先生乘画舫游览大明湖，我又问了一个刨根究底的问题。此前发现山东档案馆存有一封1930年老舍致林济青(齐鲁大学代理校长)的佚信。从信中的语气看，林济青曾想请老舍约“董子如先生”也一块儿来济南齐大教书。我想知道董子如与老舍是什么亲密关系。这一问引得舒乙先生打开了话匣子。

　　原来，1922年秋天，老舍与董子如、赵水澄、罗常培曾同在天津南开中学任初中国文教员。4人情同手足，于是结拜为把兄弟。这在当时文人中已属罕见。按年龄排序，老大董子如，老二舒舍予，老三赵水澄，老四罗常培。若非舒乙透露说出此番秘事，外人是很难了解这一历史细节的。

　　万没想到的是，此次大明湖相见欢会，也成了笔者与舒乙先生的最后一次见面。此后不久就从北京传来消息，舒先生在家中突发脑溢血，住进了医院重症监护室，从此再没能够苏醒过来。

　　老舍之子舒乙先生走了，已魂归道山。愿先生一路走好，天堂里也会有高山流水、诗酒文会。而济南人对老舍的热爱和追寻想必不会停歇。正如先生在《老舍与济南》序言里所说，“一个好的地方，养育了一个伟大的作家，多么好的一对啊，有说不完的话。”对于老舍的热爱和研究，济南年轻人还会一直延续下去，会有说不完的精彩故事。（李耀曦）